從「習特會」看中美關係的膠著點
牽動世界神經的中美兩個大國元首會晤，似乎來得遲了些，但又轉瞬間就來了。2017年4月6日，「習特會」登場。見面之前，特朗普慣用商人思維一幕接著一幕，緊鑼密鼓地上演著。先是發推特，說這場見面很棘手，不能再讓中國獲得那麽多的貿易順差了。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說：「中國若不協助解决朝鮮問題，我們自己來。這就是我想告訴你們的。」系列開炮，完全符合一以貫之的「特氏生意經」，包括會晤地點安排在特家私人物業，似乎更加佐證了他的生意牌理。
回顧特朗普從完全不可能上台到奪取總統寶座，一貫的風格就是，對待選民，找到美國草根，也就是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對待對手，不按常理出牌，搞亂你的步伐，目的是，以最小的代價，博取最大的利益。下誘餌，上鈎就釣魚，不上鈎再繼續下誘餌，循環往復。
不久前，筆者就中美關係，對話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教授，從全球化、中美俄關係等方面深入理性探討，或許能讓我們更加理性的看待中美關係的走勢。
美國是全球化更大的受益者
很多人說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不過還有人說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解决了美國通脹。賈教授對此的闡釋是，全球化中國是很大的受益者，但是美國是更大的受益者。雖然在貿易上有很大的逆差，但是如果沒有全球化，美國人消費成本會更高。爲什麽很多美國的商品這麽便宜，這也是美國參與全球化的結果。如果讓美國人生産這些東西，價格就會高很多，這不僅會大大降低美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品質，還有可能在美國政府實施巨額的量化寬鬆政策過程中造成惡性通脹。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對美出口實際上是給美國做了貢獻的。
回歸共和黨傳統政治主張
全球化對於國家來講總體上是有利的，但是對於具體個人來講也許就不是這樣了，而對於那些在全球化過程中失去工作的人，全球化帶來的無異於灾難。比如說底特律，原來汽車工人掙錢很多，屬中産階級。但後來由於全球性競爭，汽車價格大幅下降，爲了降低成本，美國汽車公司不得不大量裁員。汽車價格下降使美國民衆獲益，但也導致汽車工人的失業。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作爲一個整體是受益的，但有的人的生活蒸蒸日上，如在金融和科技行業工作的人，但也有的人獲益很少甚至沒有獲益，如許多藍領白人，不少人失去原來收入較高的製造業的工作，其中不少人轉入收入較低的服務業工作。現在美國很多人對現狀不滿，不是因爲美國作爲一個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沒有獲得好處，而是因爲美國國內很多人沒有得到好處。
賈教授認爲特朗普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他也在試圖努力地去把他這些想法和思路用於治國理政和處理對外關係上。但賈教授也覺得他確實缺乏經驗，他對很多問題的考慮還不成熟，政策思路也不清晰。結果他在政策方面出了不少問題，無論是處理對俄關係，還是處理對華關係，都出現了一些自相矛盾和問題的做法。對特朗普的政策還要看，他在學習，在調整，在很多方面他的一些政策主張也可能會慢慢地回歸共和黨傳統精英的政策主張上。
特朗普剛上台就去招惹台灣，先是跟蔡英文通電話，後又發表推文，說台灣是美國的軍事武器上的客戶，爲什麽不能和客戶通電話。這曾經讓各路神仙覺得中美關係不妙，擔心會引發台海關係和中美關係緊張。可是沒過多久，特朗普又在和習主席電話中表示尊重「一個中國」政策。兩個大國，利益如此膠著，個人的張力是無論如何抵不過國家利益的張力。作爲商人，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很多想法是不現實的，希望他學習和調整的速度更快些。
美聯俄制中？還是中美合作？
談到中美俄關係，賈教授分析道，美國有一部分人，他們認爲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所以需要聯合一些可以聯合的力量幫助來制約中國。這也包括俄羅斯，在他們眼裏，俄羅斯現在只是個二流的國家，是個第三世界國家，所以它不應該是美國主要的敵人。中國才是。
還有一部分美國人覺得，中國不是敵人，而是一個同美國有著很多衝突同時也有著很多共同利益的國家。中美之間應該協調，應該通過協商和對話來管控兩國之間的衝突同時推進合作。特朗普上台的時候，認爲中國是主要敵人的這個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佔了上風。
但是雙方確實像以前很多領導人所說的那樣，習主席也講過，中美兩國是有著共同利益的，而且這些共同利益非常重要，所以雙方必須合作。只有合作才能維護它們的共同利益，傳統的對抗和戰爭的方式解决不了它們之間的問題。
賈教授認爲，如果特朗普適時調整政策，就是從原來的競選主張調整到比較務實的做法的話，美國是可以保持它强大的地位的。但如果他堅持美國第一，就是在什麽問題上只考慮美國的利益，不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的話，就很難說了。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它不可能像普通國家那樣通過搭便車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利益，因爲如果美國不維護這個秩序，別國是沒有意願和能力來維護這個秩序的，所以美國只能通過維護國際秩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讓美國再强大，能實現嗎？
然而，維護國際秩序是一個成本極其高昂的事情，按照保羅·肯尼迪的說法，歷史上超級大國都不是被打敗的，而是被維護秩序拖垮的。因此，美國最大的利益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主導的、也是對美國最爲有利的國際秩序。
二戰以後，美國爲此大致做了三件事。賈慶國說，一是組建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多邊國際機制；二是建立和維護軍事同盟體系；三是和其他一些國家建立夥伴關係。通過上述做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國家的資源來幫助它維護國際秩序。過去這些年，很多人從不同角度談美國的大戰略，但都沒說到點子上。賈教授認爲，這才是美國的大戰略。回頭看，美國的這個大戰略是比較成功的，二戰結束這麽多年了，儘管由於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和各國實力的消長，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會如此。當然，美國在這方面有的時候做得好一點，有的時候做的差一點。
有一次基辛格來北京，有北大同學問他中美關係應該如何處理？他說，美國應該適應中國的崛起，中國應該學會知道自己權力的限度。賈教授認爲基辛格針對中國說的這句話，就是他總結美國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美國做事情如果超越它實力的限度，它就會失敗。無論是越南戰爭，還是後來的第二次海灣戰爭都是如此。如果特朗普不再選擇通過經營國際組織、維繫同盟關係和與別的國家合作來維護國際秩序的話，從長遠的角度看，他只會損害這個對美國最有利的國際秩序並幷給美國的利益帶來無法估量的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