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劉寧榮谈跨年隨想丨裂變：走出恐懼與幻滅

在向2019年做最後告別的時候，在淡淡的悲情中難以尋找值得回味和珍惜的片刻。這一年，除了感傷、震驚、恐懼、與幻滅，留下的只有不可知的未來。我們除了宣洩與憤怒、暴力與衝突、顛覆與毀滅，似乎看不到茫茫前路。我們將會如何踏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我們是否正處於一次裂變的前夜？

（一）
2019年10月深秋的一個夜晚，在日本東京一家入住的酒店，我難得一次打開電視機，跳進我眼帘的畫面是英國倫敦的示威，西班牙巴塞羅那的衝突，法國巴黎的烈火，智利聖地亞哥的燃燒，黎巴嫩貝魯特的抗議，伊拉克巴格達的憤怒，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的騷亂，中國香港的危機。這似乎構成了2019年橫貫全球的旋律。
我們好像都在儘力狂歡，摧毀我們並不喜歡的現有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但我們卻無從知道新的秩序將如何在我們的眼前展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結束之際，我們陷入了社會學家埃米爾·杜爾凱姆（Émile Durkheim）所說的“失范”狀態，我們在迷亂中目睹社會的錯亂、失序；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價值、信仰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甚至瓦解，對此我們感到失落和無力。
而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緣起於“恐懼”，真切和虛幻的恐懼在交織中已經無從理清，但這已不再重要，卻又左右了全球的每個角落：從掌控全球命運的政治中樞，到聚集於大街小巷的示威者們。這樣的恐懼主導了全球政治向極權和專制的轉移，衝擊了快速增強且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合作鏈條，顛覆了我們篤信的未來發展的路向。民粹主義在全球的泛濫，徹底改變了現存的秩序和制度。而恐懼夾雜着幻滅，暴力成為主宰，無序成為常態，憤怒和絕望形影相隨。
這樣的恐懼和幻滅或許最好地描述了被稱之為“帝國邊陲”香港已持續六個月的動蕩。這座曾經和平，且顯得如此溫文爾雅的城市，頃刻之間就被暴力和衝突所淹沒，而牽動整場運動的神經中樞就出於恐懼 。民眾從最初對內地司法制度不信任的恐懼，擔心自己有可能被引渡到內地受到不公正審判的恐懼，進而挑起這座城市對“一國兩制”消失的恐懼，和對悄悄到來的2047年死線這個茫然不可知的未來的恐懼。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如此眾多的年輕人變得如此勇武，如此眾多的中產階級會接受暴力，甚至同情和支持暴力。恐懼以及由此引發的暴力和仇恨之深已經超越了許多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地步，但暴力和仇恨這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也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這樣的恐懼甚至瘋狂般地衝擊我們所信仰的自由和民主的底線，以及扭曲我們的道德底線。曾幾何時我們不斷地在重複“血濃於水”的敘述，但這個我們曾經覺得理所當然的敘述卻是如此的脆弱。
它是真切的，但也是不真切的。香港目睹了民主之路緩慢，民主願景遙遙無期。北京越強調立法、司法、行政要緊密合作，香港人就越擔心香港會變成內地一樣的城市。香港的年輕人和西方的年輕人一樣，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自由對他們而言是與生俱來的生命的一部分。但這樣的恐懼也許並不真切，儘管憂心忡忡者並非少數，他們憂慮香港正失去以往的自由，正變成一個被嚴密控制的社會，在他們看來明天的香港將會失去昔日的光芒。
這樣的恐懼和幻滅並非單向。對眾多的內地人來說，香港回歸了，但他們卻很失望地看到香港人在回歸之後的心態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他們發現香港人不是自己人，他們根本不想做中國人。深圳河兩邊民眾的心理距離也因此越來越遠。讓北京更加震驚的是，在對這個“邊陲重鎮”恢復主權二十二年後，人心不僅未歸，而且人心越離越遠。而更大的恐懼和幻滅是，這裡可能成為顛覆中國政權的最前線，香港被視為新冷戰中的柏林。
（二）
但2019年的香港不是1948年的柏林。
40年前在柏林牆倒塌之後未久，我來到了剛剛統一的柏林，第一次目睹這座城市分裂的印記和感受這座城市的無助。柏林曾經在美蘇兩國的對峙中成為無助的犧牲者。
1948年的柏林，美蘇之間的鐵幕在這裡成為現實，冷戰之後的第一次危機在這裡掀開。七十年前柏林危機的啟幕，讓歐洲的分裂持續了四十年之久，而西柏林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封鎖的困境。如果香港主動或者被動地重複這樣的歷史，那是香港的悲劇，香港必須抗拒這樣的未來。不幸的是，香港在2019年也已成為中美角力的新戰場。
而中美的對抗，也在誤解、恐懼、和幻滅的驅使下打開了歷史的一個新窗口，正在衝擊和改寫我們熟悉的國際秩序。
白宮主導的全球貿易戰，特別是華盛頓朝野上下一心視北京為頭號敵人，也建基於這似是而非的對北京的恐懼與幻滅中。美國時事評論家和專欄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指出，美國跨越不同黨派、跨越不同界別的中國共識，“已將公眾的立場轉變為一種最本能的敵意”，但他從歷史的視角苦心勸告美國人不應如此恐慌。美國在獲取冷戰勝利的輝煌奇蹟之後，面對毫無對手和競爭的國家已長達三十年，高枕無憂，忽然夢醒，看到中國奮起直追、步步為營的戰略正成為全球唯一霸主的最大挑戰者。美國迅速架設起一道從政治、經濟、技術、軍事等層面，目標在於遏制中國崛起的全新包圍圈。而北京多年來不斷強硬的路線和威權政治又加深了美國的這一認知，而不斷展現的肌肉和顯耀的實力更令美國上下恐慌，在經濟上對中國早已不滿的藍領階層，在價值觀上不認可中國的普通民眾，和在與中國接觸戰略中獲益匪淺的精英階層一時之間形成了共識。
但北京的恐懼也同樣揮之不去，無時不刻都在擔心中國會成為美國顏色革命的下一個目標和受害者，而中國也從美國的一系列行為中找到了這個認知的佐證。美國越來越公開地加強與台灣的官方聯繫和軍事合作，美國越來越直接地捲入香港的示威，美國對中國邊陲地帶的事務公開發出愈來愈多的指責和制裁，美國甚至肆無忌憚地威脅其它主權國家不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而這個清單可以繼續羅列下去。
這不僅僅是恐懼，而且還是幻滅。美國極其失望地看到，中國並沒有朝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成為與歐美國家一樣遵從相同價值的國家。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經信誓旦旦地說服美國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並因此接納市場經濟之後，中國將會更接近美國。但這一切非但沒有發生，而且還變得如此遙遠。
而中國也有相同的感受。中國對美國的幻滅遠超過當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剷平的羞辱， “銀河號”貨輪在印度洋被美國軍方強行登船檢查的憤怒。在這場貿易戰的烽煙中，北京早已看穿華盛頓在高科技領域全面圍剿中國企業背後的動機，看到“印太戰略”更有可能切斷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速的海上通道。中國在忍辱負重、韜光養晦幾十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聯合國會費的第二大貢獻者之後，卻總是遭受美國的種種阻攔，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和地位，甚至被排斥在世界權力的中心之外。在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世界銀行希望獲取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地位和發言權這一努力失敗之後，中國別無選擇，決定另起爐灶設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曾幾何時，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學經濟學家蘇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向我們展示了 “中美國”（Chimerica）的新願景。僅僅十年前弗格森還認為中國人的儲蓄和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以及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推動了全球進入難以置信的財富創造的新時期，而這個“中美經濟體”多年來佔據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國與美國脫鉤，“中美經濟體”便會終結。然而有趣的是，如今希望脫鉤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或許理由都是同一個，那就是中國不斷增強的影響力最終會改變“中美經濟體”兩者之間的敏感平衡。對於白宮而言，啟動兩國脫鉤的終極目標就是切斷中國的崛起之路。而這次可說是重拳出擊，不僅複製當年斬斷日本崛起的戰略，而且是美蘇“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翻版。
恐懼和幻滅加深了彼此間的猜忌和對立，美國的態度鼓勵了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中國的行為同樣加深了美國的敵意。但這場新的對抗已經不再是“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衝突，而是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衝突。
（三）
左右冷戰四十年的東西兩大陣營已經不復存在。
2019年5月，我再次來到跨別幾乎三十年的布達佩斯。上一次是在大雪紛飛的冬日來到匈牙利，那是柏林牆倒塌後的冬天，一個極為寒冷的冬天，濕漉漉的街道反襯着行人臉上憂鬱的表情。那也是對不可知的未來，充滿恐懼和期待相互交錯的冬日。
三十年過去了，多瑙河畔那座奧匈帝國時期建造的輝煌的議會大廈依舊，而雙城之一的佩斯，其外表已經多了不少現代化的痕迹，市中心的街景與全球所有的大城市一樣，四處遍布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那些名牌商店了。在這座城市，昔日的恐懼已經不再，但當年的期待或許早已落空，隨之而來的也是幻滅。
與所有東歐國家一樣，民主轉型給大家帶來了程序上的民主，但匈牙利和波蘭早已背離了民主變革的初衷。一方面，當權者不斷地挑戰自由與民主的底線，排斥移民，極權的陰影重新籠罩；另一方面，裙帶資本主義已開始改變國家的政治，左右華沙政壇的家族勢力和布拉格的政商聯姻，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不幸的是，民眾的幻滅還在於，他們曾經不惜代價地想方設法擠入歐盟這個大家庭，卻在今日成為歐盟的“棄兒”和“壞孩子”，淪落為二等公民。
當我踏上至今依舊是歐洲最為貧窮的阿爾巴尼亞，在首都地拉那迎接我們的是廣場上的抗議者和警察的催淚彈，執政黨與在野黨總是走馬燈似地不停換位，並在此過程中持續地爭鬥。而沿路走過的無數巴爾幹國家，從塞爾維亞，到黑山，到波黑，依然充滿怨氣地等待進入歐盟的入場券。這些在北約主導下解體的南斯拉夫前加盟共和國，更是在掙扎中前行。
三十年前，東歐社會主義的實驗場暗淡地關上了大門。三十年後自由資本主義的實驗場在這裡也是傷痕纍纍，踽踽前行。三十年前福山或許過於簡單地蓋棺論定“歷史的終結”，但他預見性地看到了歷史終結之處的西方社會，其前景同樣並不光明。他曾經警告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是民主國家的極右法西斯，而右派民粹主義已經大搖大擺地走進歐美政壇。過去二十年里，極富煽動性的右派獨裁者的出現，以及極端伊斯蘭的興起和蔓延，這兩者可以說是自由資本主義失靈的內在和外在表現。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開始自生自滅並破壞自己的合法性，而吞沒西方民主的政治混亂還有比特朗普入主白宮、英國脫歐、和意大利修憲公投更令人扼腕和捶胸頓足的事嗎？
如今自由資本主義忽然間碰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即主導中國過去四十年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今天，這兩個陣營在爭奪全球的領導地位。但無論是歐美民主國家領導的自由資本主義還是中國領導的威權政府積極介入的國家資本主義，都有各自迫在眉睫的問題需要找到解決的答案。
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可以高效率地整合資源，統一協調經濟的發展，但更容易受到腐敗的衝擊；而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已成為政權受到認可的唯一指標。一旦經濟增長緩慢，社會就可能更容易出現失調；長期被壓制的對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渴望一旦爆發，就更容易引發社會的動蕩和分裂。而政府的決策又缺少制衡，就會出現匪夷所思的危機，2019年一場席捲中國南北的非洲豬瘟就是其中一個最新的例證。但自由的資本主義也同樣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在美國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甚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都見證了放任自由的惡果。
然而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兩者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戰與困境。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新著Capitalism, Al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帶來了繁榮，滿足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卻以犧牲道德為代價，追求物質的成功成為唯一的目標。
自由和財富的實現，也預示着以往社區賴以持續的穩定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這有如浮士徳與魔鬼的交易。過度的貪婪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基因，財富分配的不公和貧富懸殊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罪惡。而腐敗也不斷地蔓延，即便作為自由資本主義領頭人的美國，不同形式的腐敗，或者是合法化的“滯後腐敗”變本加厲。所有的離任官員和議員們都可以進入商界，將他們原有的政治資本兌現成商業資本；而華爾街和白宮所形成的共治，更是讓華爾街在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成為最大的獲益者。即便是舉起民主和人權大旗的美國，對民主和人權的雙重標準，更多的是服膺於國家的利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竟然出現了以往只有發展中國家才會出現的政商互動，商人與政治家角色的互換已被欣然接受。
在過去四十年，市場經濟在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下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當然要歸功於全球化和數據化革命，中國和印度的快速發展就是一個明證。但全球化在今日的歐美已被妖魔化，事實是，全球化本身並無問題；而是當年兜售這些概念的西方政客們普遍失信於眾多中產階級對全球化原有的期望。實際上，從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為歐美的精英和商業階層提供了歷史上最快速的財富積累機會。但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卻沒有從中受益，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反而令他們更加恐懼暗淡的未來，西方政客又事不宜遲地開始兜售全球化所帶來的恐懼。資本主義的可能失敗，就是因為民粹主義的高漲和對全球化的不滿。所以中產階級的幻滅，不應透過製造新的恐懼而獲得心理上暫時的安撫。
在市場經濟席捲全球之時，我們不應該過多地畏懼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彼此間的不同。追求財富、自由、和民主已經成為共同的目標，但由此衍生出的罪惡，以及兩大陣營固有的瑕疵，更需要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互動，來共同尋找普遍性的答案。即便我們必須選擇競爭，我們也應該努力尋找應對相同挑戰的共同目標。
如今我們卻偏偏要選擇隔絕和對立。曾幾何時，“紐倫港”的價值就在於這三座城市都是向世界開放的大都市。因此把香港視作新冷戰的柏林，不是惡意就是無知，因為這不實際也無益。如果我們只是如此簡單地將一切的不同和衝突都視為民主與極權之戰，不是聳人聽聞，也是自我麻醉和毀滅。如果把香港推向這場戰爭的最前線，我們將成為恐懼和幻滅的最大受害者。在暴力的對抗和衝突中，我們將無法看到一次優質民主的出現。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曾把強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問責視為維繫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最基本要素。如果這樣，或許強有力和廉潔的政府遠比衰敗的民主制度更有價值。
別忘了，歷史是流動的，文明是流動的。2018年的初夏我來到中亞古城布拉哈，這是古絲綢之路上鏈接東西方的商貿重鎮。在一個古老集市上，在炎熱的夏日裡，我走近一座拱形的房子頓感陰涼舒適。圓形的建築設有朝向四個不同方向的大門，坐在裡面的商販告訴我，這四扇大門連結四條大道，通往羅馬和長安，也通往波斯和印度。
而我正站在當年古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上。
（四）
2019年的12月，我在歲末踏上了北非的突尼斯城。我到這裡尋找腓尼基人的足跡。公元前814年由腓尼基人興建的迦太基古城，曾經是地中海經濟強國迦太基的首都。經過三次布匿戰爭，他們在爭奪地中海的霸權中敗北，被羅馬人佔領，在當時成為羅馬以外最大的都市。公元七世紀阿拉伯人佔領這座城市，北非也進入了阿拉伯化的歷史時期。
在突尼斯城東北方向十七公里的遺址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明和建築在這座比爾薩山丘上層層疊現。在很長時間裡，迦太基城的故事只是個傳說，古迦太基滅亡之後，羅馬軍隊摧毀了整座迦太基城，勝利者把失敗者從歷史的記憶中完全抹去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兩強之爭不應該是這樣的結局。歷史總是在不斷地循環前進，不斷地淘汰弱者，和選擇新的霸主。如今這個循環又到了一個新的危險轉折點，持續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冷戰最終以和平收場，在度過三十年沒有兩強爭霸，只有恐怖主義這一共同敵人的歲月之後，新的霸主之戰再次揭幕登場。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早就警告中美需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無可避免，皆緣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雅典的崛起令人嘆為觀止，並對其它國家造成巨大的震撼和帶來心理上的恐懼。斯巴達人當時已統治希臘一百來年，最終兩國間爆發了戰爭，而這場戰爭摧毀了古希臘的兩個主要城市國家。在修昔底德陷阱中，關鍵的因素就是斯巴達的恐懼。
2019年，類似的恐懼早已被渲染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曾在美國國防部等政府機構任職，且被視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中國問題顧問之一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幾年前曾出版過一本頗有爭議的書，書名是《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2019年7月，他在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上提及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在2049年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三倍，他對此發出了如下警告：“中國會控制我們，我們將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這樣的恐懼妄想症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對抗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不同文明和種族大決戰。2019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美國一家智庫舉辦的“未來安全論壇”上也同樣危言聳聽，她說：“這是與一個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而且美國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 她還說：“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不是高加索人種。”這位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美國非洲裔人竟然認為，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的博弈，是美中對峙與美蘇爭霸的另一個不同之處。
而在2019年，香港議題在毫無防範的情形下走向中美對抗的前台，恰恰說明兩強相爭推波助瀾的歷史事件往往都是那些意想不到的非主流事件。2019年6月我站在薩拉熱窩市中心的拉丁橋上，回想起1914年6月，奧匈帝國的費迪南德大公在這裡被暗殺，這一事件與英國和德國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六周內整個歐洲卻因此處於戰爭狀態，並在四年內被全面摧毀，世界因此重新洗牌。在中美走向對抗的這個脆弱敏感期，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或許有更大的潛在風險。
肯尼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對赫魯曉夫說：“我們必須為多樣性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
如果臆想的“中美國”已經不復存在，“中美經濟體”已經消亡，但中美獨立的兩個經濟體的良性競爭，互相依託，恰恰可能為中國提供自我創新而非簡單複製的空間，同時也讓美國心牽腸掛難以忘懷的技術被迫轉讓、知識產權、市場准入都不再是令人折磨的難題。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因我們的恐懼和幻滅，對所有過去的認知做出180度的大轉彎。特朗普一方面逼迫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獲得更多市場准入的機會，但又如何可以關閉曾經對中國企業開放的美國市場呢？這樣的脫鉤將如何實現？
2009年行將結束時，中國幾乎成為全球的救星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救星；2019年行將結束時，中國則被描繪成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但這兩種認知都與事實相距甚遠。
（五）
2019年9月下旬， 我來到煙台，並專程前往威海衛。我登上劉公島，在甲午海戰北洋艦隊覆沒的海面感受一百一十五年前的歷史瞬間。在十九世紀的全球大變局中，日本人“脫亞入歐”，進行憲政改革，並精心準備在中國土地上進行了日清、日俄這兩場戰爭，並以此奠定了在亞洲和世界的地位。
三十多年前我曾來過煙台，如今的巨變已讓我過去的記憶蕩然無存。這個變化就是緣於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里準確地抓住了全球化這個大變局所提供的發展機遇。
如今面對全球化退潮、民粹主義高漲、自由貿易受挫、經濟冷戰和科技冷戰降臨，中國又如何應對這一場新的全球大變局呢？
中美之間的較量，最終的結局無法預估。但決定勝負的不是對方的圍剿戰略，而是自身的應對戰略。《金融時報》副主編和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曾經說過，美國有三大寶貴資源，法制下的民主，自由市場經濟，和經濟強大的盟國，但他認為美國似乎正在毀掉自己的寶貴資源。而這些曾經都是美國贏得尊敬，具有活力和力量的源泉所在。
2019年11月12日，他告訴世人，美國可能無法阻擋中國的崛起，只有中國自己的失誤才能阻擋這個進程。走在外表已經完全脫胎換骨的膠東半島，我在思考這過去的十年，我們到底發生了多大內在的變化和革新。在那裡短短的三天，每次開車上高速公路，在入口處總被要求拿出證件檢查才可准許上路。如果我們總是生活在這樣的恐懼中，甚至對自己公民最基本的權力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又何以受到他人的尊重呢？我們的擔憂和恐懼常常是基於主觀感受，卻未必是客觀事實。但至少讓每一個經歷過的人，都不要留下那些負面的且不必要的經歷和認知。
因此在這個不確定時代卻充滿着無數的確定性。不管是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在儘可能地為每一個人提供創造財富機會的同時，都必須向每一個人敞開通往自由的大門，而非擠壓每一個人自由呼吸的空間。因為在恐懼中前行是艱難的，幻滅後的重生也同樣艱巨。
我們並不缺少指責，我們缺乏的是自責；我們總是喜歡給他人訂立規範，卻又不願遵守同樣的規則；我們總是喜歡尋找對立，而非化解衝突的方式；我們總是將複雜的事物過分簡單化，卻又將簡單的問題變得如此複雜。
我們總是如此懶散地複製以往的模式甚至失敗的模式，我們甚至不願走出已經缺乏活力的模式，卻依然以懷舊的心態留戀已經遙遠的輝煌。而在恐懼和幻滅中，唯有走出固有的思維才有變革的希望和動力；創新就是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思考方式、行動方式、甚至管治方式的反叛和顛覆，而這離不開自由的空間和獨立的思維。
（六）
2019年12月，我第一次走進撒哈拉沙漠。在寂靜中仰望浩瀚的星空，腦海中閃現的卻是2019年燃燒全球的憤怒火焰。靜謐的沙漠是如此的神秘，遙遠的星際上，在宇宙大爆炸之後形成的恆星在夜空里是如此的璀璨。
在廣闊無垠的沙漠里，在耀眼的星空下，思考人類“大寫的歷史”。在這神秘的夜空下，我們可以感受到人類長遠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一歷程正是通過逐漸累積而形成波浪式和螺旋式的上升。誠如黑格爾所言，社會秩序中的矛盾最終會通過克服對立而自行消除，以達到一個更高層次的整合。
所有的裂變在陷入困境的這一刻才成為可能。在恐懼與幻滅、對立與衝突之後，我們可以再次見證世界的理性和希望，宇宙大爆炸之後所形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的詮釋嗎？！
我走進帳篷，依稀聽到沙漠里大家開心的笑聲，那些燃燒的火焰也從我的腦海里消失了。第二天清晨，我們在漆黑和寒冷中起床，行走在孤寂的沙漠上，遠遠地眺望太陽從沙漠的另一盡頭又重新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