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是如何輸掉修例這場戰爭的？ 趙銀嶠
修訂「逃犯條例」，特區政府開宗明義為堵塞香港的司法漏洞，不少香港泛民主派卻都將反修例運動看成是一場捍衛自由的「戰爭」。如今，這場戰爭的天平已經徹底朝着背離特區政府的方向傾斜，甚至在7月1日發生暴力冲擊立法會事件，帶給香港難以愈合的創傷。政府以暫緩修訂、管治威望嚴重受損為代價，但其所造成的後果其實難以預估的，中央的威嚴、國際影響，修例事件还衝擊兩岸關係的走向，成為西方各國圍堵中國的牌，造成的負面影響絕對不能小覷。
修例原本俱社會合理性，因為有短板而成為逃犯避難場；具備道德正當性，正好有台灣希望引渡殺人逃犯的要求；具司法必要性，香港回歸二十二年，至今僅與二十國簽引渡協議，這只是一個正常法律行為。之所以演變至如今的狀況，是內外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香港深層次社會矛盾的又一次總爆發。有很多偶然因素，但也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歸根到底，跟特區政府的處理不善有直接關係。更有可能的是香港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和人士，誤導了中央！
這裡，外國勢力、顏色革命、學生被洗腦之類的通語就不提了，重點分析政府在事件中的缺失和應該的反思。
倉促修例引發惡果
2018年2月，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殺死另一名港人潘曉穎後，潛逃回香港。由於香港的《逃犯條例》與台灣沒有引渡協議，香港相關刑事條例又寫明對外地發生的刑事案不具備管轄權（即便疑兇和受害人都是香港人），所以沒有方便的途徑把疑兇轉到台灣審理。事實上，事發很長時間，都沒有引起港府的重視。
案件發生後，台灣地檢署曾三度去信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希望港府提供案件相關資料，但始終未獲回應。隔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今年2月13日，香港保安局突然提出修改《逃犯條例》的諮詢案，而後又希望於7月前完成立法程序，局長李家超聲稱，把逃犯移交可一次性適用於包括台灣的「香港以外中國其他地區」，令案中的嫌犯可從香港引渡回台灣受審。事件最早是引起香港商界的抵制和西方社會的關注，隨後才引發社會的軒然大波。
《超訊》回過頭來看，修例其實並非小事，特區政府卻一味強調「與時間競賽」。《逃犯條例》是香港回歸遺留至今的歷史問題，香港也一直是中外聞名的「逃犯天堂」，史上的香港一直不乏逃犯，四九年前後就有數以十萬計的人逃難到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又爆發了逃港潮，其中不乏有政治、經濟逃犯長期匿藏在香港，卻也都夠相安無事，多年下來，香港人對逃犯問題一直「習以為常」。
然而，特區政府未有諮詢公眾及可能受影響人士，沒有詳細解釋《逃犯條例》的修訂與香港人切身利益的關係，只是用了20天時間諮詢，並且無視社會上的爭議，就決定將法案交給立法會，強推修例，從一開始就令社會各界產生了不滿和抵觸。
政府何以急於修例？坊間有傳是中央要求。不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早期接受採訪時強調，香港修訂條例是為了完善法律，堵塞現行法律體系的漏洞。他表示，中央從未指示香港修例。特首也承認是港府提出的修例建議。遺憾的是，這一做法，違背後了林鄭上任時「此任政府僅注重經濟民生議題」的承諾，讓香港再一次陷入政鬥的旋渦。
中央的高度關注和支持是看得到的，無論在修例期間，還是暫緩修例以後，中央都多次表示支持，也不斷譴責、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直以來，政圈都盛傳北京將為《基本法》23條立法，視作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條件。而《逃犯條例》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基本法》23條的作用，或許不管北京還是林鄭月娥，都希望將《逃犯條例》當成是23條的前哨戰。但是對泛民來說，想打的並不僅僅是前哨站，他們調動一切資源，把它視作一場捍衛自由的「決戰」。
為官傲慢錯上加錯
修例之前，特區政府占盡優勢。2014年「佔中」過後，經過多方的不斷努力，香港的社會氣氛趨於緩和，在議會中，建制派亦取得了壓倒性優勢，民主派的連番抗爭遭遇阻擊，佔中人士受到法律的裁決，違法議員被DQ，在補選中不斷失利等，民主派彷彿已經不成氣候潰不成軍。抓著一手好牌下，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的官員對修例產生了志在必得的心態，甚至覺得可以「傲慢」及「強硬」一些。根本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追尋自由的堅定意志，完全低估了修例的復雜性和民意的反彈。
當然，最開始香港社會對於修例還沒有那麼抵觸，讓政府產生了錯覺。社會有一股支持修例的聲音，以民間人權陣線估算的數字為例，3月底舉行的首次遊行只有約12,000參加，警方估計高峰期有5200人參加遊行。這樣規模的遊行在香港十分常見，也很難有大的影響。
但後來政府對商界網開一面，剔除《逃犯條例》最早版本中9項有關商業類別的罪行，對於其他反對聲音則選擇無視，這刺激了更多的民眾加入了反修例的行列。令4月28日的遊行，陣容遠比原先估計的龐大，有13萬人上街遊行，而警察稱最多僅2.3萬。這已經是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人數最高的遊行。政府仍然不以為意。
泛民顯然不滿足，他們在立法會已經失去了多數席位的優勢，所以必須利用議事堂以外的手段來奪取話語權。修例給了他們一個良機，可以很容易凝聚公眾和爭取民意，藉助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不信任，反對一件人們容易理解的事情：為被抓並送往中國大陸的可能性，謊言輕易會成為真理。民主力量不僅成功贏得了香港的年輕人，還讓不少成年人成為支持力量。
特區政府並沒有吸引教訓，當修例進入立法會，建制派和泛民圍繞選出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程序爭論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面對衝突，政府未給以足夠重視，不進行有效地調停、平息或解救動作，反而要求繞過法案委員會，直接將修例送上立法會討論。這造成大規模社會反對，反對的人越來越多。最終6月9日發生百萬人大遊行，民陣聲稱有103萬人參與，警方則稱高峰期有24萬人參與。局勢至此開始失控。政府仍然不願低頭，依然以權力的傲慢自主，要在立法會強行人手土動二讀。
其後，無論是6月12日金鐘大規模衝突、6月19日大遊行，還是7月1日發生的暴力冲擊立法會事件，示威者一步步升級抗爭。一次次給社會帶來衝擊，尤其是有關的暴力行為，更是給香港帶來實質性的傷害，令香港管治施政面臨前所未見挑戰。事態失控，一直以傲慢心態處理修例事宜的政府官員毋庸置疑要負起最大責任。
與民生問題關係密切
修例事件背後也有不少的外部因素。對西方國家來說，中美貿易戰全面開打、中國在國際形勢上處於下風之際，《逃犯條例》的修訂簡直為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完美的時機去攻擊中國。
在台灣，《逃犯條例》的修訂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令一貫反對「一國兩制」的綠營如獲至寶。台灣當局反指即使香港通過修例，亦不會同意移交。這令特區政府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原先宣傳修法初心爲了伸張正義，結果會成為修了法之後，正義反而不能伸張，這樣修法又為什麽呢？
但修例之所以在社會引起那麼大的反彈，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民生問題，在林鄭月娥當選特首時，曾表示並無打算重啟政改，要主打民生經濟，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但是香港的經濟並未好好發展，香港失業率已超過一年處於2.8%的底線。香港2019年首季經濟按年增長為0.5%，是自2009年第3季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季。根據中原地產數據調查（CCL），香港房價已突破2018年8月的紀錄，為歷年來最高水平，且可能持續飆升。香港是全世界最難負擔房價的城市，即使是最普通的公寓，也僅有富裕階級才能負擔。被生存壓得喘不過氣的香港人，有怨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只是《逃犯條例》的修訂把這股怨氣給引爆了。
事實上，香港史上重大的遊行都難以與民生問題割裂，例如2003年有近50萬人參加的七一遊行，除了當年董建華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手法拙劣外，不得不考慮社會經歷過金融風暴、沙士（SARS）等打擊，經濟蕭條導致百業待興、萬人失業，樓價更加不斷破底，不少業主慘變負資產，社會民不聊生，才會釀成50萬人大遊行。
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着政治矛盾，其根本就在於民生，民生問題沒有解決，政治問題往往就會遇到強烈的反彈。當下香港民生問題不減反增，就算沒有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社會衝突也會在另一次偶然情況下爆發。其實，各方因素都顯示，香港現有的社會環境，在很長一段時間，不適合推動政治議題，任何政治議題的推出，都是在為民主派找話題。
香港更應該「無為而治」
曾俊華在宣布參選特首時，指下屆政府應該要休養生息，是指須放下政治爭拗、停止內耗、推動民生發展。不過崇信「適度有為」的梁振英，對此卻不表贊同，表示「當我們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時候，我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結果大家可以想像」。
但回顧香港回歸以來的「有為」施政與行徑，大多都對社會造成一定傷害，這在一定程度反證了「無為而治」的可貴。有觀點認為，「無為而治」作為一種管治哲學，可能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無為」是指事務的發展應順應自然，政府不應過度干預，要在政治上促進和解，在經濟方面，兼顧公平和效益的平衡，遏制貧富分化，打造一個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處的環境。這對香港來說意義重大，尤其在這段時間裡，香港應該少碰政治議題。鄧小平就講過，所謂「不折勝」，就是無為而治。無為不是不為，恰恰相反，無為而無不為，給老百姓空間，給社會大眾選擇，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
解鈴還需繫鈴人。要想平復《逃犯條例》修訂的影響，特區政府先要勇敢走出來，千方百計平復社會的不平靜，不能丟失話語場。真的做到謙卑示人，然後以理服人以回收負面影響。然後，做幾件實事，從經濟民生問題入手，解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高昂的房價和租金、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面對年輕人要多動腦筋。
社會如能夠給年輕人適足居所、美好的前程、充足的勞工保障，沒有人願意在街頭相抗。政府如果繼續任由年輕人處在困局，如果未能實實在在解決內因，難以真正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