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將於日內公布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並於本周四（2月21日）在本港舉行宣講會，向外界闡釋灣區發展方針。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曾經表明，大灣區可深化香港與內地合作，也是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特首林鄭月娥日前亦重申，一國兩制將是大灣區取得成功的因素。我們樂見中央與本港主事者不忘初心，但更希望特區管治團隊超越口號式宣傳，採取切實行動，既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於金融與法治等層面的優勢，強化本港在區域經濟的龍頭角色，也把握機遇推動本地產業轉型發展，讓市民真正享受經濟融合的實惠。


香港無疑是大灣區的重要一員，在金融、航運、專業服務等領域比較有優勢和國際聲譽，但在產業高度單一化及支柱產業競爭力下降的兩大掣肘下，對區域經濟的重要性明顯不如以往。香港管治階層未能展示應有的想像力和政治魄力，提不出高瞻遠矚的規劃，一眾反對派則仍執迷於意識形態之爭，盲目拒絕中港融合。這種局面存在極大風險，因為大灣區規劃已成既定事實，香港若不積極應對，只甘於做「中介人」、乃至「旁觀者」，最終只會失去自主地位，難逃「被規劃」的命運。
中共向來重視政治符號的意義，是次宣講會選址香港，說明香港仍具重要地位，但這只是點出事實的一半。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北京宣講團首度赴港解釋中央政策，其時《香港01》已指出，香港社會精英必須重新認識自身在一國兩制下可如何作為，主動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掌握在手中。在大灣區，香港既屬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一部分，也站在灣區走向國際的前沿，香港主事官員不但要認識兩制之別，更要徹底反省本地長遠規劃，重新發掘香港競爭力；不但要改變一直阻礙發展的「積極不干預」施政方針，更要制定清晰發展戰略和有效管治方式，方能在這種發展模式中爭取主動，而不是被分派任務。社會精英亦須認清當前形勢，提出對香港有利的創想，並積極參與推動。
港人若繼續裝睡 「被規劃」將成事實
可惜的是，港府迄今並未提出任何長遠規劃和具體政策，也未能有效引領輿論，將灣區經濟體的概念和發展設想傳播給大眾。港府目光如豆的表現，可見於去年港珠澳大橋開通後的「後遺症」。自2009年大橋動工，港府已知東涌是大橋人工島的出口，但並沒有未雨綢繆。結果，雖然通車初期吸引大批內地客訪港，卻因交通配套不周，大量旅客「逼爆」東涌，令當區居民怨聲載道。這不只反映香港公務員缺乏應變能力，更反映香港政府根本意識不到大型區域戰略在落實時，同樣需要當地政策的配合。
回顧林鄭月娥這屆政府過去兩年多的作為，雖然態度積極，但為香港求索與創造發展機遇時仍舉步維艱，前瞻性和行動力遠遜於其他大灣區城市。去年的《施政報告》雖有提及大灣區的建設工作，但只宣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和設立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不見具體措施，只可說是行政上的應酬。不論是建制或是泛民主派政黨，對大灣區也缺乏認知，去年5月，立法會通過一項無約束力議案，大意是：「本會促請香港特區政府以積極務實的態度，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顯然純屬「加強交流」、「促進融合」的官式文章。
相比之下，不計早已開展的「廣佛同城化工程」，上月底廣東省發改委主任葛長偉已表示，編製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的「實施意見」和「三年行動計劃」，將規劃轉化成具體行動，並確立清晰時間表和路線圖以檢視成效。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了「東西兩翼沿海經濟帶建設」、「建設汕頭、湛江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等長遠規劃，以配合未來大灣區的發展格局。與本港相鄰的深圳，上周也舉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多項新的產業發展與基建工程同步上馬。

在大灣區的整體佈局上，香港與其他城市協調時須有明確的定位。本港的專業服務仍有相對優勢，可以在「一帶一路」上作為中外企業銜接的橋樑，但「一帶一路」與大灣區發展不盡相同，前者是銜接中外，後者卻是香港與內地發展銜接，若香港只是依賴傳統優勢服務業，未來遭迎頭趕上的機會甚高。如果政府還不「覺醒」，社會的精英還不更積極參與，「被超越」和「被規劃」就只是時間問題。當然，結果有好有壞，「坐以待斃」和「發咗達自己都唔知」都可能發生，但在周邊地區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前者的風險顯然更高。
林鄭曾表明，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大局中不再是「聯繫人」，而是「參與者」，惟遠見和細緻內容欠奉。一如紐約和東京是所處灣區的龍頭，特首理應認識到香港是大灣區的領頭羊，在鞏固優勢產業外，更應提出創見，爭取主導大灣區發展方向的制訂，加強香港在各城市間的協調作用，在產業政策規劃上更為進取，藉此提升經濟結構轉型效益，解決競爭力不足的困局。

同城化勢在必行 融合自主非對立
事實上，規劃層層相扣，要擴充香港的發展潛力，讓市民受惠於大灣區的融合發展，首要考慮是港深兩地「同城化」。「港深同城化」是大灣區概念中對香港最有直接作用的，但過去政府、立法會及傳媒甚少討論，一來因這個詞語本身容易令人望文生「異」，猶如政治禁忌；二來是官員和議員對大灣區概念均沒有透徹理解和解讀，難以引起輿論關注。可是，當大灣區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成為一個超越幾千萬人的共同發展大計，「港深同城化」也成為本港不可迴避的議題。
「同城化」涵義究竟是什麼？經濟、商業合作？是前舖後居，還是文化融合？其實，將它狹隘地套入任何一種想法，都是膚淺的。整體而言，同城化的作用在於突破城市間的行政分割和保護主義，促進在經濟、社會、環境、城市空間等方面協作規劃、運行和發展，構建聯合大都會圈，並透過創新、修改制度，降低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提升經濟效率。放在大灣區強調的協同效應層面上看，由於共同發展利益所繫，港深兩地未來在地緣經濟環境上將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某程度上與「廣佛同城」遙相呼應。
「深港同城化」其實不是什麼新穎概念，但如前所述，它在本港卻長時間因政治因素而未獲重視。必須強調，同城化並非如字面所指是兩城「合二為一」，而是為了協調相互衝突的利益關係，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及運行機制，令市場、產業和基礎設施一體化，藉此共享資源和產業分工，提升整體競爭力。
對香港來說，與深圳同城化不等於放棄一國兩制，反而是在保有獨特制度優勢下拓展發展空間。以歐盟各成員國的發展與規劃為例，同城化可見於荷蘭科爾克拉德（Kerkrade）和德國黑爾措根拉特（Herzogenrath）、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瑞典馬爾默（Malmö）等例子，它們分屬不同國家，但邊界不設管制，人員自由流動，經濟高度協作，而彼此所屬國家的主權並沒受到衝擊。
回看港深兩城，深圳去年的GDP達2.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總量居於亞洲城市前五名，雖說人均GDP與香港對比仍有差距，但比較兩地發展勢頭，超越香港指日可待。深圳經濟增長率大幅領先於香港，服務業的產值佔比也日益高。可以預見，兩地的實力差距將愈來愈窄。在此考量下，與其任由兩城惡性競爭，不如盡早推進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自大灣區規劃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各城市的準備工夫如箭在弦，特區政府與本港各界精英必須注意到香港已落後於人。在尋找變與不變的新平衡點時，政府不但要鞏固制度（如司法獨立、高度自治）和傳統產業優勢，更要跨過政治阻力，認清經濟融合的必要性並積極落實。推動同城化便是在保持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以本地利益為依歸，盡量把制度差異轉化為競爭力，減低區隔，讓人、貨物、資金和信息加速自由流動，借深圳在科研、創新與製造上的能力，促使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這才是「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應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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