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仁 一生只為社會公義

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接受《超訊》專訪[/caption] 宣布退休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依然忙碌。不久前他幫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角之一的林榮基開過記者會，媒體還在熱頭上時，他又神情肅穆，端坐講台正中，在中環外國記者協會主持中國大陸709大抓捕發布會。 身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的他，在發布會上明確指出，「一整年過去，但709大抓捕事件仍處於現在進行式。（我們）旨在提醒國際社會持續關注中國維權人士和律師的狀況，提醒中國政府，全世界仍然在注視和跟進這件事情。」作為發言人的何俊仁慷慨陳詞，聲調平穩鏗鏘有力。去年7月數以百計中國大陸維權人士被捕，適逢一週年，仍有36位維權人士被秘密羈押，渺無音訊。 在40年的從政生涯中，何俊仁幾經沉浮，有坎坷也有坦途；記於心且敏於行的，便是「以捍衛人權爲任，以仗義執言爲行」。這些年來，他鮮有空餘時間。身兼數職的他，每日在不同的場合出沒，和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傾聽他們聲音，了解他們訴求。 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內地維權律師及其子女、內地受到不公對待的上訪戶都跑來香港向他求助。甚至有人付不出酒店房租，何俊仁一度要向前來詢問的酒店老板代為付款。他被質疑是西方勢力的香港代言人，又被美國領事館總領事約談，告誡別協助斯諾登；他又曾經被指是中共走狗，又被斥為反共勇士；他受民眾支持，在香港超級議員直選中勝出，卻也有人不喜歡他，到他的辦公地點、住處門口抗議。但他不為所動，堅信一切不斷拚湊的生命碎片，為的是社會公義。

林榮基返港最先找何俊仁

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召開新聞發佈會，踢爆其在內地被扣押八個月、遭受非法待遇的實情，引發輿論譁然；而陪著林榮基一同直面媒體的，便是何俊仁。 [caption id="attachment_2186"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林榮基（右）在何俊仁協助下召開記者會[/caption] 談到接連十天的密集訪問，何俊仁向《超訊》回憶道，「我當議員20多年，從來沒有遇到像那天那麼多的記者，有超過100人，非常緊張。」發佈會現場，有席地寫稿的，有錄音錄影的；不僅有香港媒體到場，也有眾多國際媒體參與。為了約見林榮基，每日向何俊仁致電的媒體不計其數，且大多要求做單獨的專訪，一做便是一個小時。 隨著訪談深入，越來越多的細節被公諸於眾，比如扣押期間，林榮基所穿的橙色衣服係為囚衣；返港後，內地執法人員通過手機監控他的動向；他曾入住油麻地白英奇賓館，在九龍塘港鐵出閘等等。同時，針對林榮基所披露的細節，一些質疑聲和反駁聲也浮上水面。 對此，何俊仁告訴《超訊》：「有人問我為什麼相信林榮基，我說這顯而易見。你看他，在發布會上坐了一個多小時，隨便在場記者提問，有問必答。他講得很簡單很機械，可也很清楚很合理。常識告訴我，哪邊說的是真話，哪邊是說假話。」

陸港通報機制失靈

銅鑼灣書店事件所暴露出的問題，何俊仁認為首當其衝的，便是陸港通報機制的失靈。「第一，如果內地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應當通報香港機關，也就是入境處。通報內容應指明以下四項：時間、地點、人物以及原因。第二，港人即便在內地被逮捕或拘留，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不能在電視機前，強迫其按照設定好的台詞認罪，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和剝奪。第三是最嚴重的，即完全以強權行事，漠視制度和法律，棄之如敝屣。以李波為例，白日尚同太太交待，要回家吃飯；轉眼間，便在沒有回鄉證和身份證的情況下到達深圳，並罕見地用普通話和太太通話。當太太報警的時候，警方甚至沒有查到離境記錄。強權當前，所謂的制度算什麼？朝令夕改也並非不可能。」 對於林榮基在回港兩天後便與何俊仁搭上線，一些媒體也提出了質疑，認為速度之快不合常理，很可能是一場政治陰謀，是一場「粉飾的記者會」。對此，何俊仁坦然回應道：「我和林榮基是多年的朋友。我常常去他的書店，同他聊天。況且在銅鑼灣事件發生後，我是第一個明確表達立場的香港議員，議員助民本就義不容辭，他（林榮基）聯繫我，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助「叛徒」斯諾登逃出生天

有難找何俊仁成為不少落難者順理成章的想法。因曝光美國「棱鏡」互聯網監聽計劃，而被美國當局通緝的前中情局成員斯諾登，於2013年5月20日由夏威夷飛抵香港。 [caption id="attachment_2187"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caption] 之所以選擇香港為目的地，是因為斯諾登認為，香港治理良好且崇尚法治，他在此地可以得到法律保護。這種認知固然沒錯，但實際上，身在港地，同樣面對多方勢力暗自拉鋸，使得本就驚險的處境更為撲朔迷離。 彼時的港府進退維谷。一方面，美國已提出引渡斯諾登的要求，港府無法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據何俊仁判斷，引渡與否的根本決定權在北京。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涉及外交的事件必然會與中央磋商，然後選擇北京覺得最恰當的方式去解決。「北京不會站在幕前。因為一旦站在幕前，就會影響中美關係。」但外交和國防都由北京管，港府只得硬著頭皮充當幕前「白手套」，執行中央的指令。 斯諾登找到了何俊仁，請他做自己的代理律師。 接下斯諾登的案子後，何俊仁便開始輾轉於各處探訪：幫助聯絡保安局，為斯諾登尋找安全的居處；若要留在香港，則需為其申請政治庇護。其中，斯諾登對於兩個問題尤為在意，請何俊仁代他同港府交涉：一是，如果香港當局應美國政府要求將他拘留，他是否能獲得保釋；二是，如果斯諾登設法前往機場離開香港，港府是否會出手干預？ 經過談判，港府雖未明言，但何俊仁已大致摸出了答案，認為他們很樂意斯諾登離開，並不會對其離境一事強加干預，反而希望最小化港府同斯諾登一事的牽扯。同一時間，美國針對斯諾登的密封起訴倏忽而至，這使得斯諾登的香港之旅更為叵測難料，離境已然迫在眉睫。 面對日益逼近的時間和美國愈加強硬的表態，雖然港府高層的答覆依舊含糊，斯諾登也決定鋌而走險，儘快乘飛機離開香港。期間，何俊仁安排了一名律師全程陪同，兩人於常規邊檢通道順利離境，並未遇到阻滯。 關於斯諾登為何會找到何俊仁尋求幫助，何本人亦未詳說，只提到，應當是有人權團體介紹，知道何俊仁曾處理多起政治難民的案子，在解決人權糾紛上頗具聲望；另外，由於當時的斯諾登正處窘境、身無分文，出於道義的考量，何俊仁願意提供免費幫助，義務為其奔走呼號、探聽交涉。 此舉自然是拂了美國的面子，不過也駁斥了「何俊仁收受美國財物、為美國辦事」的不實傳聞。 對何俊仁來說，他畢生鬥爭的，始終是恃強淩弱的霸權。他不會吹毛求疵，專注於向大陸開炮，也不會對西方的「人權死角」視而不見、一味鼓吹。在他的生命中不畏強權，不懼威脅利誘，唯有的是正義。

絕不逃避 也絕不恐懼

十年前，何俊仁在中環鬧市的一間麥當勞內遇襲。 [caption id="attachment_2185"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十年前，何俊仁在中環麥當勞內遇襲[/caption] 四名頭戴鴨舌、身穿T恤和牛仔褲的男子突然衝入速食店，一人把風，另三人則手持壘球棒和警棍，將何俊仁推倒在地揮棍毆打。直至一根警棍被打斷，兇手尚才甘休，沿著樓梯迅速逃出速食店。其間，他們一直用鴨舌帽遮面，故在場人士並未看清其樣貌。另外，兇手組織有序、手法專業，很可能是有計劃的犯罪。案發後，何俊仁額頭、鼻、嘴及四肢多處被毆致傷，鼻骨甚至有少許斷裂，需送院留醫、接受治療。 十年後，當再度提及這段往事，何俊仁的記憶十分清晰:「打我的時候，頭五分鐘，我的整個面部都是鮮血，頭是暈的，眼睛看不到東西。大概十分鐘的時候，我想我不會再做律師了。但是十分鐘之後，我突然就清醒了，我明白自己沒有後退的可能。如果後退，那意味著毆打和恐嚇奏效了，我害怕了、畏縮了；也意味著，我這一生呢，做什麼事都不會成功，因為一旦碰到威脅便折返，前期所有的奮鬥和努力都會前功盡棄。所以後來我才堅決地說，『我絕不會逃避，也絕不會恐懼』。」 其實早在接案之前，何俊仁便有過思慮，因為對方慣於在私下報復律師，而且次次不打個頭破血流不會罷手。但他心裏還是存了僥倖，想著自己是議員，有公眾人物的身份加持，對方或多或少該收斂一些。然而，何俊仁顯然低估了對方作惡的膽量，悲劇還是發生了。 事發後，有人找上門來，試圖遊說何俊仁，勸他趁此機會將毆打一事發展為政治事件，說成是「中共打我」，將此事炒大，挫挫中共的銳氣。但何俊仁一口回絕了，因這違背了他內心的準則。他講求公平，推崇正義，他心知此事絕非中共所為，又豈會把黑鍋隨便地扣於他人頭上？ 何俊仁清楚地認識到，律師這一行，秉持的是最崇高的心性，即公平公正；幹的也是最高危的買賣，仿若提著膽子在刀尖上潛行，稍有不慎便會切膚淌血。但這一路走來，見慣了危險和恐嚇，心中的無畏之感反倒越來越濃。 十年前的師濤案，同樣是何俊仁個人履歷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因「雅虎郵件門」而身陷牢獄之災的師濤，以「侵犯人權」為名向雅虎公司提起訴訟，而何俊仁，應師濤親屬的委託，參與到該案中來。據何俊仁回憶，當時他去私隱公署投訴卻碰壁，被指投訴不成立；於是他轉而提出上訴，獨立研究如何打贏這個官司。上庭的時候，對面人頭攢動，坐了滿滿三行，雅虎及私隱公署的人士紛紛落座，而打頭陣的律師團團長是張健利；反觀何俊仁這一邊，卻只有他一人，捧著厚厚的一疊資料端坐一處，身影伶仃也偉岸。對於何俊仁來說，這場對陣雅虎公司的案子，是一場一個人的戰鬥，從查找資料到四處探訪，從鑽研細節到上庭陳述，所有的工作都是他憑一己之力扛起的。所幸結果給人安慰，雙方達成庭外和解，由雅虎承擔訴訟費用。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一個人很無助；但是一樣可以做，沒有問題。」

辦公室裏放著三個人的畫像

何俊仁被貼滿了標籤。有人說他是「西方勢力的代表」，有人說他「反共、反華、反人民」，甚至有人曾向李柱銘投訴，指責他「反猶太」。各式各樣的標籤被加諸於身，甚至互相矛盾，也有些純粹無稽。對此，何俊仁淡淡道，「無所謂吧，他們總是這樣的」。 何俊仁的辦公室擺放著三個人的畫像，一個是國民黨的主要籌建人宋教仁，另兩位，則是中共領導，胡耀邦和趙紫陽。談起擺放的原因，何俊仁說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可敬的」，是「勇氣和良心的代表」。 在港大讀書時，正值大陸文革動蕩，香港也遭受強烈衝擊。不少關注時事的青年學子對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但佔據主流的，是主張擁抱紅色中國的親共「國粹派」。彼時的何俊仁涉世未深，卻已然體察到，那場所謂的「大革命」是對人性的摧殘和褻瀆，將給中國發展帶來難以預估的損失。於是他勇敢站出來，行至新華分社門外示威，帶頭批判四人幫。然而，何俊仁的清醒認知卻被解讀為「反共、反華、反人民」，國粹派指責他用「帝國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是西方派來的」，所受的攻擊和責難難以計數。 「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毛澤東逝世；一個月後，四人幫倒台。那時的中國開始逐步邁上正軌，直到改革開放的80年代，是何俊仁眼中「最富希望」的光輝歲月。然而，好景不長，八九民運再度摧毀了他的美好希冀，他對中共執政下的民族命運再難燃起熱情和信心。 [caption id="attachment_2189"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八九民運的結局令何俊仁失望[/caption] 認真分析起來，何俊仁並非是一個能用標籤「定義」的人。他指責共產黨的執政過失，也認同其中的志士仁人；他感懷國民黨曾經的普選政策，但也明白時過境遷，當年的輝煌已難重現。有人說他是「西方勢力」，但他也曾身先士卒，站在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第一線，協助斯諾登一事更使得奧巴馬政府大為光火。有人說他「反華」，但他也曾公開放話，表示不認同港英政府，堅持香港應回歸中國。甚至在近來熱門的「港獨」及「公投」議題上，他也明確指出，民族論和香港獨立並非值得公投的議題，也表態不會因為內地政局或政策失誤而質疑自己的血脈和民族。他曾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者」，但從政多年，他開始認同馬列主義中關於階級分析的智慧，更欣賞少年馬克思的人道精神。他說，現在的自己持社會民主主義觀，這中間，或多或少有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他身上，有太多面在共融，簡單的標籤主義難免會使認識狹隘，將他「平面化」。 了解何俊仁，其實是一個剝洋蔥的過程。你需要將媒體或傳言中，關於他的標籤一個個扯下再觀察，那才是最本質也最真實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