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迺強﹕平衡人治與法治的矛盾

以西方管理學的語言說，我們一向只專註於單一指標，這樣做，流弊甚多。他們的解決方法，是多元指標(balanced scoreboard) ，相信只要有評核，便會有成效(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 。我國的幹部評核指標，也走過這過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 我們待人處事講究拿捏，「物有始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種分清輕重緩急的戰略思維，是一門藝術活。理論是形而上的，講三觀，很講悟性，落於一般庸手，便容易流於假大空，但演奏家與音樂師是有很明顯分別的。 西方要求機械式的方程式，所以往往朝形而下方向走。多元指標在一個龐大複雜的科層系統中，有可以量度的效果，有起碼的質量保證，但實際的結果往往是平庸，天才很難殺出重圍，創新難以出現。 特別是時下流行的所謂「法制化」，處處要講規章制度，事事要走程序，更是如此。小事、日常重複事，簡政放權可以解決，稍為例外事、大事則往往沒有人敢拍板。 於是我們又要求官員有擔當，但擔當也者，始終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兩者如何平衡？主事者如何拿捏？ 我們傳統的解決方案是以高於法律標準的倫理道德籠罩住一切，這在理論上平衡了人治與法治的矛盾，但是古人也要到七十高齡，看透世事，無欲無求，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世間能有幾個人出凡入聖？ 於平庸的機器中產生出了鴻圖大略的領袖，是我們國家民族的運氣，國運昌隆。但是們不可能單求好運，來大量生產有能力、有擔當、又不逾矩的領導層。 說到底，我們沒有一條簡單的方程式，知人、用人，始終要靠人來拿捏。唯一的出路，是堅持我國幾千年積累下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和培育這樣人才的機制，先生產有德的管理人員，再從這裡讓有才的人冒出頭來。 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要打造一個高道德標準，並注重守法的社會氛圍，再從這裡鼓勵擔當和創新，於法治中讓人治能正當發揮。於這樣一個官民都不能貪，不想貪的社會中，擔當就只能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