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撥亂反正 十九大揚帆啟航 二十大全面小康
無論國內國外，目前中國所處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奠基於改革開 放初期的中國國家治理機制，其結構卻沒有大變化，是否還能有效應對當前複雜之問題？中國應將最高領導層的改革納入 議事日程，十九大或之後，可以試用元首制取代集體領導，元首之下試行內閣制；很多國家都推行元首制，很少像中國這 樣，會由幾個政治局常委共同進行最高決策。
如何跨越「中等國家收入陷阱」，是今天中國最大的難題。從全球經驗來看，拉美、東南亞、東歐等地，很多國家，曾經生機勃勃的經濟增長，到了一定時刻，卻遭遇重大的政治與社會挑戰，最終再度陷入長期低迷。今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中國所處的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在擔憂開除「球籍」的問題。今天，中國的勢力，卻投放到了全球各地。
不過，今天的挑戰，與改革開放初期雖不同，卻也不容忽視，甚至更為艱鉅。中國會不會也像拉美國家一樣，止步於「中等收入國家」、無力跨進發達國家行列，最終陷入長期的低迷和混亂？這是中國政府的巨大考驗。這就是十八大以來，中共整黨、整軍、整頓金融以至整頓意識形態體系，直至整頓國家治理體制改革迎接挑戰的亮點。中國一直以來的集體領導，正趨向於元首制的權威掌舵，建立強有力的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來協調整合社會秩序，並引導現代化進程。
奠基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國家治理機制，在經歷三十年的發展中，不斷衍變和修補，但其大結構卻也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在中國內外環境發生改變之後，這種治理架構與機制還能有效應對嗎？中共中央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勵精圖治，著手對中國體制進行深化改革，至少從四個層面入手，已經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華民族的復興從「十八大撥亂反正，十九大揚帆啓航，二十大全面小康」開始。
習近平對中國體制進行深化改革
習近平最近五年來，對於中國的改革「整頓」，因應了新的形勢，其意義堪與1975年鄧小平復出之際的「整頓」相比。鄧小平的「整頓」，是為了讓中國跨過文革階段，進入「改革開放」而作的準備。習近平的「整頓」，則是為了深化「改革開放」，帶領中國進入下一個階段而作準備。習近平的「整頓」，也可以視為新形勢下的「改革」。
1975年，在林彪叛逃之後，重新獲得毛澤東啟用的鄧小平，再度走上了一線領導的崗位。同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開始清理極左浪潮，嘗試讓整個中國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鄧小平的整頓，從鐵路、鋼鐵工業、國防、科技文化、軍隊等方面，全面展開。大刀闊斧，短短幾個月已經讓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最終因為毛澤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眷戀，鄧小平再度蟄伏。
承繼鄧小平1975年「整頓」而來的改革開放，到今天早已持續了幾十年，獲得了巨大成功，中國也發生脫胎換骨之變。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新的問題不斷積累，用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至少有四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和分化陷阱」。其中最核心的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克服四大陷阱的關鍵要素
要跨越四大陷阱，需要中央具有強而有力的領導能力，《超訊》雜誌2016年4月份已經報導習近平上任以來立威、立規、立法，推動中國進入全面治理的新時代。而實現這立威、立規、立法的過程，就是習近平新的整頓。就是習近平對黨務、軍隊、經濟、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整頓。
始於「十八大」的撥亂反正，整頓黨務的核心就是反腐，無論是上至政治局、下至基層幹部，最近五年來對官場腐敗和黨紀問題的處理，在共和國史上創造了前無古人的成績。包括周永康、令計劃、蘇榮、孫政才、徐才厚、郭伯雄等一批在任或已經卸任的正、副國家級領導人，被撤職或判刑。「『老虎』『蒼蠅』一起打」，讓中共自上而下的黨風黨紀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整頓及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撤大軍區設戰區、調整組建集團軍、組建軍委聯勤保障部隊，如同鄧小平復出之後，推動毛澤東主導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及軍事幹部年輕化一樣，主要目的在於增強黨性，消除派性，加強紀律性，提高工作效率。習近平所針對的問題，同樣與當年鄧小平所面對的類似，腫、散、驕、奢、惰。自從2014年，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以來，習近平對於國防和軍隊的改革，也超越了1975年當時還不能完全主事的鄧小平，創造了共和國自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改革力度和成效。
整頓金融，在處理經濟困局上，不同的官員和學者，會有不同的建議。習近平始終相信國有企業的力量，所以他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做大做強國企，加強國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領導地位。而在現代經濟最關鍵的金融領域，習近平更是重手出擊，處理貪腐、洗錢、盜取國家財富的既得利益集團。計劃中的新的金融監管機構，必然會進一步加強中央對於金融領域的治理能力。
整頓互聯網，扭轉意識形態中的亂象，中國跨越幾大陷阱之際，意識形態領域的干擾同樣不容忽視。在世界範圍內，眾多國家無法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其重要因素就是發生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所以近期中國也極力扭轉互聯網上的不正之風，呼籲全黨「敢於亮劍、搶奪陣地」。習近平同時提出了互聯網「主權」的主張，為全球的互聯網治理機制進行改革。
習近平的整頓與改革遠超鄧小平
鄧小平的「整頓」，在1975年雖然僅僅持續了數個月，但已經令保守的極左勢力面臨土崩瓦解之勢。最後，借助毛澤東的助力，「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後，鄧雖然再度沉潛，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種子已經種下。隨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昔日的整頓變成了更大規模的改革，中國走出了全新的天地。
現在，習近平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在過去五年所實踐的整頓與深化改革，遠超1975年的鄧小平。但是，正如鄧小平要在80年代有更多改革開放的政策作配合一樣，習近平過去五年來的努力，還需要更多國家治理機制的改革來配合，如此才能應對當前中國的各項挑戰，特別是最重要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挑戰，穩步帶領中國跨進發達國家的行列，完成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追求。
而要完成國家治理機制的改革，就需要在過去四大「整頓」與深化改革的基礎上，進行一項新的改革。這就是對八十年代以來的國家治理機制與結構進行全面的革新，而不是內部修補和調整。八十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所設定的治理機構，其中有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集體領導。當時之所以堅持集體領導，在於規避文革中毛澤東個人領導所造成的傷害，有特殊的歷史原因。而三十多年來，當年的歷史情景早已發生巨大變化。所以，新形勢下，再重新進行國家治理機制的頂層設計中，首先應該被改變的，就是高層的集體領導機制。
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來，中共中央不再設立黨的主席和副主席，而依靠中共中央總書記來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以及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員，總書記與常委會其他成員，集體對中國各項事務進行領導。這構成了最近三十幾年來中國政治的基本格局。
這一政治格局帶領中國走出了毛時代的個人崇拜，也在改革開放中制衡和約束了各種政治思潮的冒進。但由於集體領導缺少最後的裁決者，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形成，最近這些年，出現新的挑戰。民間將集體領導稱為「九龍治水、集體不負責」。集體領導中，類似周永康的政治局常委，其在位期間，儘管他的問題已經暴露，國家機制卻無力進行制裁。這成了集體領導重大的缺陷。
當前，經過十八大之後五年的摸索，中國應該將最高領導層的改革納入議事日程。在十九大，或者之後，試用元首制來取代集體領導。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是推行元首制，或者總統負責制，或者總理負責制，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會由幾個政治局常委共同進行最高決策。從政治學的考慮，唯一與中國集體領導機制接近的，恐怕是政教合一的天主教最高當局梵蒂岡的紅衣主教機制。但是中國國情之複雜遠遠超過了梵蒂岡。
應該用元首制取代集體領導
用元首制取代集體領導，只是中國進行新的國家治理機制改革的第一步，接下來，中國也可以吸取世界各種管治經驗，在元首之下，試行內閣制。政府總理負責組閣，輪換之際，總理帶領內閣向元首總辭。如此，中國政府內的各項事務，不至於被動地要等五年或十年，才可能發生改變。
自從晚清末年以來，西方的船堅砲利讓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陷入喪權辱國的境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重新站立起來了。而現在，中國更成了世界第二大強國，早已洗淨了過去的屈辱。但是，新的責任與義務也出現在了中國面前。那就是需要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決策，也開始影響了世界更多的人。
「十九大」揚帆啓航，新形勢之下，無論內外，都呼喚中國出現全新的領導機制。在告別文革之際，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有太多的特殊之處，所以當時國家所設計的管治結構，同樣也非常的與眾不同。但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新型領導者，中國的國家治理結構應該開始與世界看齊，向各國的治理體制學習，排除那些特殊時代所設計的特殊機制。
比如集體領導，以及對於集體領導所要求的年齡劃線機制。七十歲的特朗普，尚且可以出來參選世界第一大強國美國的總統，未來他在這一領導崗位甚至可能持續到七十八歲。而在中國，舊有的管治機制，卻要求最高領導層中共中央常委在六十八歲就放棄連任。有經驗的政治領導人，會是一個國家寶貴的財富。中國以年齡劃線，粗暴地讓這種財富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元首制選賢聚能，有能力者上，才是鐵律。
所以，中國也應該檢討過去以年齡劃線進行一刀切的機制，學習世界各國經驗，以能力為上，回歸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採取的國家治理結構。
從拉美等國的經驗來看，一旦無力跨過「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國家將長期陷入困境，未來要重新起步恐怕更是難上加難。如此形勢之下，中國應該擺脫八十年代初期以來的思路，全面思考下一個階段的國家任務與國家治理機制。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本原則之下，試用和推行全新的國家治理結構和國家目標。讓「改革開放」成為一個過去式，在中國已經崛起的階段，開創這個國家新型的定位、目標、遠景。讓這個民族，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發揮新的作用。
開啟國家治理機制的全面改革
但啟動這一變化，需要一位有魄力、有雄心、有擔當的領導人，過去五年來，習近平對於中國的深化改革和「整頓」，已經證實，他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上，可以擔當更為宏偉的重任。所以，從十九大抑或之後，中國應該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開啟全面的國家治理結構和機制的深化改革。這改革，至少應該告別八十年代以來的框架，創造全新的形勢。
從長遠來說，只有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所以一個國家的最終權力，必須要交給人民，實現人人都有選舉權的民主。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這一實際大問題面前，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才是穩定發展的發向。國家元首為了奠定未來更堅實的民主基礎，依照中國的國情逐一遞進，以求避免國家陷入不必要的混亂與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