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官問責制與公務員「政治中立」

司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大概40個位置，有政黨背景的只有五人。政府很難通過吸收政黨成員進入政府的方式，幫助施政或確保政策能夠通過。

我之前是在香港政府做過中央政策組的全職研究員，後來也做過發展局的局長政治助理。我今天談的題目就是高官問責制與政治中立，首先回應一下咱們的主題——變與不變。在97年的時候，首先一個不變，就是所謂的直通車。

大家知道，立法會在97年以後，因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不符合我們《基本法》的要求，然後就變成一個臨時立法會，然後98年才有第一次選舉。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列直通車，就是官員。在回歸以後，除了港督和個別的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基本上回歸以後的官員是整體過渡的。回歸之後，公務員的制度、人員包括司局級，基本上全體過渡，當時對於安定香港的民心還是有很積極的作用。

但有一個變是什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主要官員包括司局長是特首提名、中央任命的，這個跟過去不一樣。我認為從法理上說，中央在這個實質的主要官員任命權某種意義上是妥協了。

委任官員有政黨背景的偏少

到了2002年以後，我們引進了問責制，問責制本身這個名稱就有好多說法，原來叫做政治委任制度，意思就是說原來的司局長變成政治委任。因為本來的公務員當司局長，是終身制的，只能調任，理論上除非他犯了大的錯誤，否則不能炒魷魚的。

但是2002年以後，公務員最高就成為常務秘書長，這基本上是學習英國的一套。然後常務秘書長上面的局長是特首委任，跟特首的任期是一致的。到了08年之後，還在局長下面再加了副局長和局長政治助理，這樣的話，問責制一直在發展，類似於西方的這麼一個制度就形成了。

問責制的特色是什麼呢，跟外國相比。第一，我們是原公務員偏多，在外國的話是政黨選舉，然後換政黨，而公務員應該是所謂常任的一個隊伍。但是在香港，因為種種原因，包括政治人才不足的原因，原公務員出身的是偏多。第二點，政黨背景的還是偏少。我大概統計過，司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大概40個位置，有政黨背景的只有五個人。這個就反映了如果政府希望通過政黨人員進去政府，幫助施政或者確保政策建議能夠通過，這實際上是很難實施的。

政治中立的問題，這個詞也是西方國家引進來的，就是公務員要做到，即使換了政府，你都要服從他。但是嚴格意義上，特區政府是不換政府的，因為特首是中央任命的。

我就注意到，在引進問責制的時候，包括政府的說法就是，為了保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所以我們就找一批政治官員來做政治工作，這個我覺得是最大的迷思。因為現在說政治工作，就算是出席區議會的一些中層的公務員，基本上做的也是政治工作，因為議員也會去質問他很多的政策政治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就在於公務員當中的政務官，他一直以來就是做政治工作，所謂政治工作不是02年才出現的。

回歸以前一直都有政務官在做，但現在反而就變成由政治官員，不一定非常熟悉政策的個別官員去負責，那這樣就會引起政府團隊裏面有時候一些不和諧的情況。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政治中立與做政治工作是沒有衝突的。政治中立就是說你不能偏幫某一個政黨，不能夠參與政治，但是未來這個制度下公務員怎麼能夠更好地支持政治官員，也是挺值得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