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人應該站出來了
2016年3月出版的《超訊》雜誌令人眼睛一亮，其數篇關於新香港人的「封面故事」更是具有前瞻性分析，值得大家閱讀和思考。筆者認為關於新香港人的話題還會在香港繼續發酵，所以也獻上一篇，希望引起更加深入的討論。
文章一開場，筆者覺得有必要對「新香港人」這個概念作一些說明，避免一些香港人自己對號入座，並以為自己受到了不必要的歧視。其實，「新香港人」並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在很多程度上是為了闡述有關問題的需要。在2007年政府施政報告中，當時的特首曾蔭權先生提出了「新香港人」的概念，也只是泛指香港人要適應新的形勢，做一個新形勢下的香港人而已。本文所指的新香港人，其實包含了兩層意思。首先，相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士而言，從世界各地（尤其是內地背景人士）來港定居者都可以被稱為新香港人，就此而言，李嘉誠、董建華、邵逸夫、金庸等政商文化名人均可納入新香港人的範疇。他們為香港作出的巨大貢獻是有案可稽的。其次，新香港人又可以根據香港不同的時代背景被劃分為不同時代背景的新香港人。本文所指的新香港人當然是在新時代背景下來港的那些人士，但也絕無貶低香港土生土長、或早期來港定居人士的意思。
新香港人的定義
本文所指的新香港人應該是指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並確認香港回歸後（有作者將這段時間界定為「回歸轉型期」）從世界各地來港定居者（尤其是具有內地背景的人士）。如果按此標準進行人口統計，香港大約有200萬新香港人，佔香港700萬人口約三成。
用「回歸轉型期」這根標杆去劃分出新香港人，可能是為了點出回歸轉型期間形成的新香港人可能具有一些新的共同特點：
第一，他們多數來自內地或從西方留學歸來，幾乎沒有經受殖民影響，主人感意識較強；
第二，他們具有全球視野，相對理性和包容，對中西文化接受性較強；
第三，他們對內地、台灣等地的政治鬥爭耳濡目染，對極端政治比較反感；
第四，他們尊重和守護香港核心價值觀，視自己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
第五，他們比較能夠與時俱進，敢於迎接新的挑戰。
雖然，新香港人的特點也可能從本土香港人、或早期香港人身上找到，但可能無法形成一個群體的共性；尤其是新香港人的這些共性與視內地人為「蝗蟲」、一味去大陸化的「本土人士」（其實他們中的有些人也並非土生土長）形成了鮮明對比。應該說，新香港人的這些共性，也為他們即將成為香港新的政治力量奠定良好的基礎。
新香港人應該以具有內地背景的人士為主流，他們中有一大批具有高學歷的人士主要是通過三種特別途徑進入香港的。香港自1990年代開始至回歸初期實行「一般就業政策」並允許一大批具有內地學歷並在海外學成的人士到香港工作定居。其後，香港政府實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秀人才計劃」以及「非本地畢業生回港就業計劃」等入境安排，吸引了更多來港就業居住的內地人才。這些新香港人遍佈香港高等教育、金融、會計、律師、保險、資訊等專業領域，不僅為香港的經濟發展輸入新鮮血液，有的已經成為一些行業的領軍人物。例如，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行政總裁李小加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還有一大批循單程證來香港與家人團聚生活的內地人士，他們也是香港的生力軍，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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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人應積極主動參與政治
顯然，這些新香港人在香港一開始的心態可能僅僅是將香港作為自己的新家園，希望在這裏安居樂業，為自己的未來打拼，也為香港經濟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但是，隨著香港回歸後政治生態的急劇變化，他們也感覺到巨大的壓力。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認同有人破壞香港這個家和香港的核心價值，認為站出來發聲和引領香港的政治發展，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毫無疑問，新香港人的政治導向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他們之中有支持政府和建制派的人士，也有對政府持反對立場的。但是，不論是持哪種政治傾向，他們理性與包容的立場決定了他們反對走極端和暴力政治，堅持按照香港的「遊戲規則」去參與政治和影響政府施政。
香港不大，卻有數萬社團。許多社團秉持「愛國愛港」之宗旨開展聯誼活動，但似乎參政意識不強或參政不足，最多是在選舉時、或發生重大事件時站出來發聲、表態，缺乏常態性。顯然，社團的這種活動模式也無法提升新香港人參與其中的積極性；新香港人也可能無法憑藉這些社團組成新的政治勢力。香港社團應該看到自身的不足，有意吸納新香港人，為新香港人參與政治和發揮正能量作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成為醞釀香港未來政治領袖的搖籃。只有這樣，香港社團才能脫胎換骨，在新的形勢下發揮新的作用。
從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確認香港回歸到回歸後的今天，香港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回歸後的香港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內地的飛速發展，香港經濟的平穩過渡反而顯得有些「落後」，也似乎令一些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感到焦慮和不滿。香港政府的行政主導地位不斷受到立法會中反對派「拉布」的衝擊，施政變得十分艱難。從另外一面看，政府要想扭轉局面，就必須改變概念，大膽啟用新香港人。令人遺憾的是，從香港政府管治團隊的成員構成看，具內地背景的新香港人與政府的管治團隊幾乎粘不上邊；從一些建制派政黨的領袖結構看，具內地背景的新香港人似乎還沒有用武之地。個中原因，恐怕離不開一種陳舊思維：害怕啟用具內地背景的新香港人無法體現「兩制」的差別。卻沒有去考慮這些新香港人可能對維護和執行「一國兩制」更加有利。
香港政府也必須認識到：「佔中」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態表明，香港政壇出現新老交替已經是必然趨勢。香港政府要審時度勢和改變觀念，大膽啟用新香港人中有志為香港市民服務的人士；香港的政黨（尤其是建制派政黨）也必須及時改變領導結構，從新上陣。
改變香港，也將改變中國
新香港人形成新的政治勢力，是一種必然趨勢。他們只有形成足夠的勢力，才會有足夠的話語權。為此目的，新香港人需要繼續努力。《南都週刊》曾經發表過一篇「他們改變了香港，也必將改變中國」的文章。雖然，文章用的是「內地新移民」這個概念，但與本文所指的新香港人也是大同小異。筆者比較欣賞其中的一段文字，不妨用來作為本文的結語：「內地新移民正成為香港社會不容忽視的力量，他們在建立一種新的話語權的同時，已逐漸成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載體，改變著今日的香港，而在將來，他們也必將改變了整個中國發展的軌跡。這也許是歷史的意外，但也是中華民族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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