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迹鑒定專家：良心在技術之上

筆迹鑒定專家陶樹奎長期在公安偵查部門做筆迹鑒定，參與過多宗要案的偵破工作，後來獨闖深圳，自立門戶，並接受來自香港的案件。他接受《超訊》專訪，詳談介入大案的經過，並表示筆迹鑒定專家最重要的內核是公義和良心。

 

在深圳世貿廣場大厦19樓的現代化辦公室裏隱藏著一種古舊的技藝。從2009年起，筆迹鑒定專家陶樹奎帶著他27人的精尖團隊在此「安營扎寨」。多年來，陶樹奎所營造出的側面是一個擁有精湛技藝的傳統「工匠」與現代化科技猛烈對撞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它更關乎公義和良知。

3月2日下午，身形硬朗、面容慈善的陶樹奎又像往常一樣，在辦公室的角落，伏案擺弄著立在桌前的放大鏡。自1978年入行後，他一直在公安偵查部門做筆迹鑒定工作，在前綫積累了20幾年的經驗、參與了大案要案的偵破工作後，2004年，他遠離東北老家，帶著一身技藝獨闖深圳。在一家鑒定所工作兩年後，他自立門戶，開了鑑定所。

過去30年來，放大鏡總和陶樹奎形影不離，它伴隨陶樹奎走入了大大小小有關筆迹真僞的爭議案中。直至今天，陶樹奎自己也記不清自己換了多少副放大鏡，而這項工具仿佛融入了他的職業生命，「變得不可或缺了。」陶樹奎說這話時，語氣中充滿深沉之感。

很難想像，現代化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代，筆迹鑒定專家這一古老的職業還能在飛速運轉的世界保留一席之地。但就陶樹奎來說，總有因筆迹真僞而被迷案所困的人找上門來，請他出面鑒定，爲僵持不前的案件打開一道豁口，還以真相。

去年10月下旬，陶樹奎收到了一則來自香港法院的通知。院方告知陶樹奎，他此前的一封筆迹鑒定專家意見獲得院方採納，案子最終有了眉目，陶樹奎得知自己的意見被採納，倍感意外，但細細想來，他覺得也是情理之中。

在這宗牽涉雙方股權轉讓的爭議案件中，涉案的被告方王雪華轉讓了股權給原告，但幾個月後，王雪華對「股權轉讓」一事矢口否認。原告拿出有王雪華簽名的股權轉讓書作爲證據，但被告則指「股權轉讓書上那個日期前後，自己都不在香港，不可能簽這樣的一份文件」。最終，雙方僵持不下，案件最終呈交法庭。

案件中最關鍵的部分，即是股權轉讓書上被告簽名的真僞。被告方的代表律師黃廣安方幾經周折，趕赴深圳找到了筆迹鑒定專家陶樹奎，以出面確定「Instrument of Transfer(轉讓契約)」上王雪華簽名的真僞。最終，在法院的協助下，陶樹奎搜集到26份具有公信力的，有王雪華簽名的材料與那份充滿爭議的股權轉讓書上的簽名細心對比，發現這份股權轉讓書的確是被告所簽的。

數個月後的今天，陶樹奎回想起自己在這次案件中還前往香港出庭作證，腦海中回放的一幕幕仿如時空錯置。

很多年前，陶樹奎的老師——中國文檢界專家賈玉文，也被另一案的當事人邀至香港作筆迹鑒定，案件過程足够戲劇性，一度吸引了世界媒體的目光。

 

王德輝遺産爭奪案轟動一時

那是2000年，香港女富商龔如心因400億港元的巨額遺産繼承問題與家翁王廷歆引發官司糾紛。龔心如的丈夫王德輝自1990年被綁架後多年生死不明，1997年，王廷歆入禀法院，要求院方判王德輝死亡。最終法院在1999年宣布王德輝在法律意義上死亡。爭産官司隨即展開。

王廷歆拿出了一份由王德輝1968年就立下的遺囑，指遺囑寫明自己是400億遺産的繼承人。但超出所有人的預料，媳婦龔如心則拿出了一份由王德輝在1990年被綁架前立下的遺囑，這份遺囑寫明繼承人是「龔心如」，若遺囑爲真，整個案情將被徹底逆轉。面對家翁王廷歆邀請了國際級鑒定專家、從事了三十多年鑒定工作的雷斯涅維奇，龔心如則從內地找來三位泰斗級專家與之抗衡，其中就包括從事文檢工作50年，參與了3000多起文檢案件並無一例看走眼的賈玉文教授。

賈玉文認定，這份遺囑的確爲王德輝所簽，後來他還上庭作證，成爲第一位內地文檢界出庭香港法庭的專家。其實，賈玉文在庭上的表現讓人意外，他情緒冷靜，配合上專業的解釋，完美地完成了這一次出庭。但結果也同樣令人錯愕，在這次出庭答辯後，龔如心被判爲敗訴，賈玉文還被指爲「槍手」，協助龔如心造假。在很多人看來，局勢發展到這個地步，表明這一戰已經超乎案件本身，構成很多人的核心焦慮在於內地文檢專家如何能證明自己的專業，並挽回聲譽就在此一役。

賈玉文很清楚如果完全敗訴意味著什麽——龔如心不僅沒有400億遺産，還可能因爲僞造遺囑而被判刑入獄14年，而賈玉文的公信力也會因此一落千丈。

但最終，在香港法官結合賈玉文在業界的專業、庭上的表現作出判斷，整個形勢再度出現逆轉。香港終審法院以5:0的比率裁決龔如心以絕對優勢獲勝，這場長達八年，耗資兩億港幣的案件最終塵埃落定。賈玉文收到龔如心獲勝判決的那天迎來了自己70歲的生日，「儘管我爲它付出了很多艱辛，也可以說受了一些折磨，但我覺得值。」賈玉文那天如是說。去年10月，也正是陶樹奎接到香港法院電話並獲知自己意見被採納的時候，80歲的賈玉文與世長辭。

賈玉文的離去令作爲學生的陶樹奎揪心，這些年來，他一直記得賈玉文的那句話，讓自己時刻保持警惕在這條充滿利益和蠱惑的路上行走。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陶樹奎和幾位同事來到哈爾濱參與偵破一宗銀行詐騙案，碰巧賈玉文因需偵破另一起案件，也在哈爾濱，甚至兩人還同住一間賓館。陶樹奎記得，當時六十多歲的賈老師身形「清瘦」，他邀請賈玉文一起研究有關銀行的詐騙案，案子是有關三位銀行員工在幫一位客戶辦理儲蓄卡時，拿走了客戶存在卡裏的錢，最終引來警方介入。

爲了偵破這一案件，研究三位銀行員工的數字筆迹就成了找出「誰是真兇」的關鍵。當晚，賈玉文告訴陶樹奎，應該從員工寫數字的起筆、轉折切入，通過落筆的微小動作能看出這個人的寫數習慣，最終得以判定誰拿走了這筆錢。整個過程中，陶樹奎被賈玉文的專業和耐性所折服，他始終記得後來賈玉文告訴他的話，「不要受外邊影響，咱們搞技術的，清貧就清貧點兒，只要你把技術學好了，就是受益一輩子。」

「現在看來，確實是受益一輩子。」那次會面近30年後，陶樹奎越來越能體會這個道理，期間，他也上了很多次賈玉文開授的課程，並決心把所有的重心放在突破技術上。

 

無紙化辦公讓筆迹鑒定面對困境

在陶樹奎看來，如今搞筆迹鑒定面臨一個更難以突破的局面。現代無紙化辦公讓筆迹鑒定時需要依托大量的有公信力的樣本越來越少，「就連銀行都實行電子化簽名了。」缺少了可信的樣本，讓筆迹鑒定工作難上加難，此外，在這種環境下，作爲傳統技藝的筆迹鑒定也開始備受外界質疑：受主觀經驗影響的筆迹鑒定技藝真的能精準地辨別筆迹真僞嗎？筆迹鑒定人保持獨立、公正的專業素養嗎？

當這些問題擺在陶樹奎面前時，他總是淡定應對，「這些年告訴我，如果我們以公正的態度去面對任何一宗爭議案件，那冤假錯案的幾率就更少一分，在專業之上，筆迹鑒定專家更重要的內核是公義和良心。」陶樹奎淡然一笑，結束了採訪。以下為是次採訪內容摘要 :

 

超訊：如何確定某個人的簽名是模仿字而非真迹？

陶樹奎：正常人在模仿別人名字的過程中，他在猶豫，他思考的過程中就影響筆下的動作。像我們寫別人名的話，肯定會出現這個特徵，模仿度再高也不行，一定會留下痕迹。有一些細節的東西，起筆、轉折，總是會有一些問題。但是多數還是符合的，模仿字最大的特點就是形似。外行人和普通人一看，感覺這就是本人簽的。

但在我們研究者看來，首先會確定這種模仿是有條件的，譬如模仿人有被模仿人的文件以作爲參照樣本。我們每一個人簽名時，不管如何有變化，都會留下規律，運筆自然流暢時，或著急下筆時，還有當筆劃轉折時，每個人都會留下不同的特點，而這就是我們筆迹鑒定家要去抓住的核心，通過這些東西，運用常年的經驗，我們能判別出字迹的真僞。

 

超訊：在判斷一個人的簽名的真假，需要抓住哪些特徵？

陶樹奎：我們首先要抓住被模仿人的書寫規律特徵，在爭議材料上去研究，看看在爭議材料上的書寫特徵中哪些是與被模仿人平時的特徵吻合，而哪些又是不符合的。此外，我們還要判斷，所謂「不符合」是不是由某一些原因造成的，譬如一些外界的干擾。但對於一些重大事情來說，譬如股權書的轉讓，我們相信涉及類似重要性的干擾因素較少，因爲股權轉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事人簽名的時候應該很認真，書寫的時候會全程關注。

其實模仿一個人簽名的時候，就好像是在做壞事，在這種不正常心態下的簽名，都會反映在筆迹上，而我們專家就能够通過專業的訓練和經驗，找到個中的特徵，辨別筆迹的真僞。

 

超訊：樣本的選取在鑒定時很重要，需要大量的樣本，那「樣本大量」需要到什麽樣的數量級？

陶樹奎：是這樣的，比如一份爭議材料是2010年的，那麽，要找2010年左右的，與爭議材料時間接近的樣本。而且樣本還要有公信力，比如說在房地局、房産局、銀行、工商部門、稅務部門留下的一些綫索。銀行也要本人去簽啊，首先就是要把握樣本的客觀真實性。

作爲我們搞文書鑒定的，我們會先分析所有搜集到的這些樣本是不是以前日常産生的，或者是爭議材料出現之後新寫的，要先確定樣本是不是一個人寫的。這些都是判斷真僞的依據，要是依據的東西錯了，那你的結論一定會有問題啊。至於時間上的問題：就是儘量接近。數量，一般三個到十個都可以。但鑒定家還要了解書寫人的情况，比如說有沒有得過疾病，具體到那個人在爭議材料出現後的那一年有沒有得病，這都會影響到他的簽名。筆迹鑒定不僅僅是孤立地鑒定眼前的材料，背後還牽涉了很多有關案情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