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十月革命爆發,列寧領導共產黨建立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十月革命鼓舞下,共產主義浪潮幾乎席捲全球。但共產主義最終卻造成了巨大的悲劇,由於各國共產黨建國後以國有化名義壟斷了國家所有資源,使共產黨喪失了反省和進步的能力,也因為集權而貪婪腐化。

列寧領導十月革命

 

今年是俄羅斯十月革命一百年。

1917年11月7日,俄羅斯十月革命爆發,推翻了二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共和政府,由列寧(Vladimir Lenin)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 Party),建立了全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接著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在歐洲、亞洲各地以及美國、日本,皆爆發了罷工或人民抗爭事件。而為迎接世界革命的時代來臨,1919年3月,第三共產國際成立。

 

共產國際對外輸出革命

十月革命的意義,在於它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獲得成功的第一個國家革命,其革命成果,其後又有共產國際加以鞏固和對外輸出,從此捲起全球的共產主義革命風潮。

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是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關係。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發達階段的歐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科學技術和機器生產帶來了工業革命,使掌握有生產技術和資本的新興資產階級,躍升成為統治階級,從而迎接來以人權和民主為號召,卻掩蓋著農民、工人遭受不人道剝削的真相的新時代。

列寧針對工業發展落後的俄國和東方各國,提供了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方法。他繼承了俄國民粹派知識分子投身民間土地革命的精神,發展出職業革命家黨和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使共產黨成為具有嚴密紀律和反思能力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他又在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中發展出帝國主義理論,為半封建、半殖民、殖民地和受壓迫國家人民的真正解放,指出了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道路,也就是通過民族自決與民主獨立和工農階級鬥爭,打破各國封建權貴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殖民國家的勾結,以實現民族自由、國家民主化和資本社會化,在此同時,也必須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團結,以避免壟斷資本向後進國家的流動,也製造出先進國家人民的貧困。所以反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應以全球為範圍,共同建立新的自由人和自由民族國家的世界共同體。十月革命在俄羅斯建立了全體勞動者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及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進而又有共產國際高舉世界革命的旗幟,這對於在門戶開放名義下逐漸受到帝國主義瓜分蠶食的中國,以及在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民,以及全球懷抱人道主義理想和革命熱情的人們,那是多麼令人嚮往和振奮的希望啊。在列寧的眼中,新生的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國家,雖具有主權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形式,卻仍然受帝國主義和封建權貴階級的宰制,而台灣,無疑的就是日本帝國殖民下的半封建社會。

 

共產國際對中國影響巨大

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在思想和行動上皆提供了巨大的貢獻。1920年共產國際《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要求東方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佔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運動。1923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則成為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指導方針,在民族主義強調了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制度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應將民族自決原則體現在由以前的中華帝國各民族組成一個自由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上。民權主義則提出革命民權論。民生主義方面,則建議以國有民族工業進一步發展國家生產力,國家分田,協助農業發展。

共產國際的積極介入,促成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第一次合作,成立國民政府;國共第二次合作,則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與其領導的共產黨,在抗戰期間成為中國進步思想的象徵。1938年毛澤東《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認為抗戰將是一場持久戰,所以共產黨願意擁護國共合作,並且希望國民黨擴大與鞏固其組織,實行黨內民主化,使其本身變為革命的民族聯盟,而對外,則主張建立中國與日本兵民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的反侵略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關於未來新中國的藍圖,共產黨主張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對國內各民族給予平等權利,而使其在自願原則下互相團結,建立統一的政府。

在1940年《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毛澤東將中國革命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再以此為基礎發展至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在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要和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推動「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與「節制資本」等民生主義政策。1945年毛澤東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主張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並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

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中國展開和平建國,並一躍為聯合國五強之一,然而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敗,卻在台灣釀成二二八事件。二二八鎮壓後,許多台灣人投入共產黨地下黨。為的是相信共產黨對於《新階段論》、《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三民主義》這一系列將作為被壓迫民族的台灣和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命運拴在一起的國家願景。

1950到8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直到現在,台灣的獨立或統一於中國,及其和人民民主以及社會分配正義的關係,我們才能在中國帝國主義和國共第三次合作的陰影下,開始能夠自主和冷靜地思考。共產黨則在中國大陸實施反右派鬥爭,其後則實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根本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是對於共產主義徹底反思的機會,可惜關於其內涵的討論,在1989年鎮壓六四民主運動之後,已經失去了契機。

 

共產主義悲劇的背後

共產主義的悲劇,在於民主集中制領導,以及共產黨建國後以國有化名義壟斷了國家所有資源,使共產黨喪失了反省和進步的能力,也因為集權而貪婪腐化。俄羅斯和中國的共產黨,最後都被自身的民族主義綁架,成為新型的帝國主義,壓迫著境內各個少數民族,所謂根據自願與民主原則組織的民主共和國聯邦,從未實現。國有化造就了權貴官僚資本主義,「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被鄧小平賦予正當性,乃任令共產黨官剝削侵佔著人民群眾的勞動成果,而其社會主義民主,更是徒具形式,虛有其表,始終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自由選舉,現在連共產黨內部都不准妄議中央。對於權力被以人民或公共的名義,為少數領導篡奪的警覺不足,在集中的紀律要求下無力制止領導者的人性沉淪,正是共產主義的最大漏洞和敗筆。

列寧的銅像早就從莫斯科紅場移開了。關於十月革命一百年,那些偉大的政治承諾,我們只能在歷史中喟嘆,只求遺忘,深怕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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