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人不斷出走的遠慮與近憂
東北長年受國企文化影響，民營經濟環境差，年輕人畢業後不願回東北，不少高精尖人才或普通勞動者都選擇離開東北，當中大部分往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東北留不住東北人, 成為東北如何振興的遠慮近憂。《超訊》記者走訪數位在三亞工作不願回東北的東北人, 看他們如何在異鄉展開新的人生。
一年多來，昔日被稱頌為「共和國長子」的中國東北正走向前所未有的衰落。據此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6年前三季度GDP排行榜顯示，東北三省的GDP一直位列全國31個省份的末位幾名。
一時間，「東北衰落」、「東北經濟塌陷」等負面聲音在全國各大媒體甚囂塵上，而東北也成為輿論討論的中心。經濟塌陷下，東北還面臨著人口大量外流和人才流失的問題。根據2016年2月公佈的《遼寧藍皮書——2016年遼寧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以下稱為「《藍皮書》」）顯示，十年間，兩次人口普查的資料發現，東北人口淨流出近180餘萬。
經濟的衰退是地方穩定的一大威脅。多年來，頹敗的東北局勢引發了中央和地方官員的擔憂。2003年以來，中央啟動了多輪東北經濟振興的工作，但從2013年起，東北經濟下滑尤為劇烈，而那時也正是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時提出的「四萬億計劃」作用消退之時。
今年8月，繼多輪經濟振興計劃後，中共中央再次發力扭轉東北經濟局勢。當月，國務院印發了《推進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三年滾動實施方案（2016-2018）》，在未來長達兩年的時間中，中央擬投資1.6萬億元，以127項重大專案扭轉東北經濟頹勢，振興決心之大也從側面反映出東北經濟形勢的令人擔憂。
一方面是經濟下滑缺少生存動力,加劇了東北人外流;另一方面,中央加大投入力圖扭轉東北頹勢,但缺乏壯勞力和人才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成為東北振興發展的一個悖論,東北留不住東北人,成為東北如何振興的遠慮近憂。
人才流失和人口老齡化嚴重
一年來，在中央關照下，東北多個地區確實出現了短暫的復甦。但對東北經濟有重要影響的遼寧，形勢始終令人擔憂，遼寧省今年三個季度GDP均為負增長。
實際上，人才流失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才是東北面臨的巨大挑戰。隨著國有企業去產能改革，經濟效益低下，昔日在國企一線有多年經驗的高精尖技術人才紛紛走出東北，去更有發展前景和經濟活力的東部地區城市，而大批東北高校畢業生也在畢業後選擇離開東北。
此前，國家發改委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司長周建平在媒體上表示，「東北流失的100多萬人口中，高層的、管理層的或者生產線的骨幹力量佔了多數。」
除了人才流失外，人口出生率低和人口老齡化成為東北未來堪憂的硬傷，東北當地的人口越來越少，甚至無法支撐起復興經濟的宏圖大計。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東北人口自然增長率低，生育率只有0.75。東北20-39歲青壯年勞動力佔全國比重已經從1982年的10.0%下降至2010年的8.1%，人口老齡化趨勢嚴重。
幾年來，東北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造成人口的減少，無論是高精尖人才、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還是普通勞動人群紛紛離開東北。他們當中大部分前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
另外，位居中國南部的海南三亞也成為東北人外流的一個重要據點。據三亞民政局統計，每年有近四十萬的東北人前往海南過冬，這成為東北地區一個特有的社會現象，這些人在遠離没落的東北後，嘗試在海南三亞這塊新的土地開啟新生。
對家鄉東北的希冀和感歎
《超訊》記者近日採訪數位在三亞的東北人，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在採訪中，他們試圖從自身立場發出了對五千多公里外家鄉的某種希冀和感歎。
2016年12月11日，天剛剛亮，黑龍江人劉洪友就準備開著他的二手桑塔納去三亞鳳凰機場去接幾位老鄉。選擇在這個季節來到三亞的，人大多是五六十歲上了年紀的人，過去十年間，這種流行的生活方式為他們贏得了一個遷徙性的稱號——候鳥。
在劉洪友看來，「候鳥人」過的是家鄉有錢人的生活，而劉洪友自己在七年前來到三亞後，就再沒回去過，「來回路費太貴了」。
他現在以「的哥」身份過活，每月忙起來能掙上五六千元，待來年六月東北回暖時，候鳥老人離去，他的收入也隨之下滑。靠著這種季節性經濟過日子，他「有時，一天一個鏰兒也沒有。」
平均一個月消費一千多塊的劉洪友，「除了吃飯，買煙」就不敢再多消費。他要攢錢去維持之後沒生意的幾個月，時機再來，他就可以再過上一段賺錢的日子。
儘管這種營生方式創造的效益波動無常，但在劉洪友看來，這也比他在東北下崗後的那段歲月要好。
2005年，劉洪友供職的黑龍江依安縣糧庫面臨改制，而糧庫作為東北典型的福利性企業之一，福利制度好，但工資非常低。改制後，劉洪友之前每月300塊的工資也發不出，他被迫離崗，單位用不足一萬塊錢買斷了他31年的工齡。後來的四年，從齊齊哈爾到大慶，每年夏天他都外出做散工，「煉鋼、電焊，什麼都做，每次幾百塊」。
但這份微薄的收入讓他過得沒尊嚴感，四年後，他告終了散工生涯。在那之前的幾年，東北人奔赴三亞的風氣在當地愈來愈濃，52歲的劉洪友在無奈之下也選擇了這條路，來到三亞當地的樂東縣，開啟新的生活。他先是為當地一位東北人經營的房地產公司做司機，做了幾年後，他用攢下不多的繼續買了一輛二手車，做開車接送客人的生意。
如今七年過去了，現在誰要劉洪友形容他在三亞的生活，他都給一句乾脆話——「在這兒維持得了多久就維持多久，不想回去了。」
「底層人民」也選擇用腳投票
劉洪友把自己視為最普通的「底層人民」，從他過往的歷史軌跡看，也確實如此。劉洪友來自黑龍江齊齊哈爾市依安縣，他對《超訊》記者說，他離崗的那段時間，家裏很多企業都「黃了」，剩下的都是事業單位，就業情勢也很不樂觀，大家也不捨得花錢消費。他的兒子劉大業（化名）幾年前也跟隨他來到三亞，輾轉了幾份工後，如今自己創業經營小賣部，收入可觀。
這是一個國有糧庫下崗工人對過往的一種抵抗。事實上，走出東北不僅是劉洪友這個歲數的人在轉折時刻做出的選擇，如今，很多東北的新一代年輕人也在人生步入社會時用腳投票，離開了東北，紛紛到更有活力的城市謀求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東北長年受到國企文化的影響，在計劃經濟時代殘留的文化下，民營經濟市場發展環境差，在外讀書的年輕人畢業後不願回到東北，而在東北地區就讀的大學生也選擇在畢業後離開東北。
《2015年吉林省普通高校》顯示，「在已就業的吉林省生源中，出省就業的為21272人，佔生源比例的27.79％，持續呈外流趨勢。」黑龍江省公佈的報告也有呈現出類似的人才外流趨勢，省外生源畢業生留在黑龍江省就業的有1456人，佔省外生源已就業畢業生的2.81％，省內生源到省外就業的人數和比例遠高於省外生源省內就業的人數和比例。
東北自然條件差 沒有發展機會
在三亞學院畢業的劉玉傑就是典型的一位。她2010年考入三亞學院，四年後她大學畢業時決心留在三亞打拚，「不願再回東北，因為自然條件差，也因為沒發展。」
她來自吉林白城，目前在三亞當地一家房地產公司做二手房銷售。她23歲時賣出了第一套房，以她現在的收入來看，生活算富裕。她對《超訊》記者說，她目前每月的收入最低可達7000元人民幣，工資基本上能維持在一萬人民幣左右，「碰上賣房的高峰期，一個月能有七八萬。」
如今，她住在一個面向大海、月租2000元的單身公寓裏，事實上，她幾年前還買了一輛車，明年春節後將開始在海南三亞按揭買房。
從身份認同上來說，劉玉傑現在覺得自己更像一個三亞人。她的老家吉林白城地跨科爾沁草原和松嫩平原，由於在很長一段歷史中被當地居民盲目開墾、過度放牧，這裏長年被沙塵暴侵蝕。白城入冬後，零下三十多度的環境極大地限制了她的活動，她向《超訊》記者回憶，那時，在得知很多人都去海南三亞過冬的時候，她心生羡慕，所以在她填寫大學志願時，填了三亞的高校，最終也如願以償來到三亞。如今，她對《超訊》記者說，自己很滿意在三亞的生活，不願再回到東北發展。
實際上，在劉玉傑的家鄉白城，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受限很大，市場活力缺失。地方官員也慣常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理念去干預經濟，讓市場無法自我調節。
2016年7月，新華社曾發通稿稱，吉林白城原副市長徐建軍因插手市場經濟活動、利用職務便利干預企業經營活動被雙開。放大來看，這是整個東北從歷史中走來的硬傷。
新一代感受不到創新和活力
整個東北在計劃經濟時代下醞釀出的「官本位」及崇拜權利的思想很難讓新一代感受到創新和活力，這幾年，這種迂腐文化下，愈來愈多的東北年輕人選擇在畢業後離開了東北。
迄今，人才的外流成為東北經濟振興計劃要跨越的一大阻礙，這也成為公眾討論東北問題時時刻聚焦的話題。2016年12月中旬，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對東北人才外流危機作出回應，他指出，中高
端人才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有著重要的支撐作用，下一步發改委將貫徹落實中央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部署，研究支援東北地區吸引留住人才的舉措，能夠創造出一套體現鼓勵人才的機制。
但無論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還是給予資金扶持，中央對東北的援助只能被視為外力作用，而真正東北經濟的內在改革才是破解東北困局的根源所在。如今的現實是，在中央多年的扶持下，東北至今都未形成市場性經濟。計劃經濟時代下的市場化程度低、國有經濟比重高、產業結構調整慢、企業辦社會等歷史包袱成為東北經濟遺留的特色。
實際上，東北經濟早在中國市場化改革後的十年時間裏就走向沒落，在計劃經濟時代醞釀的遊戲規則未改，中央對東北地區的無限投入也只是緩解東北經濟衰退的安慰劑，始終無法讓東北經濟通過自身激發出活力，創新和市場本位的思想若始終未落地，東北經濟將無法找到出路。
來自黑龍江東端城市佳木斯的呂菁對《超訊》記者說，她對東北創新氣氛欠缺的感受尤其明顯。她從小就讀當地廠辦制學校，整個讀書時代都被包裹在一個封閉的體制內文化中。她直至讀大學時才出離家鄉，後來在赴韓國攻讀博士的過程中對家鄉的那種關係文化愈發敏感。
如今她博士畢業後，來到海南三亞南繁科技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研究南繁文化，專做南繁文化的科普工作。她對《超訊》記者說，在佳木斯「年輕人沒有什麼機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大家都往外走。」
她周圍那些待在東北的同齡人，憑藉父母的關係進入了國企和事業單位，過著周而復始的生活，但她看到的是南方諸多城市正在勃興的民營經濟和創新文化，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所以她決定不回東北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呂菁在三亞所過的生活具有創新性——專注科技文化的傳播，研究如何讓互聯網+和南繁文化的結合起來。在三亞工作的這幾年中，她被評為海南省科協十佳基層科技工作者。過去幾個月，她還成功當選三亞市政協代表，為三亞市的科技發展建言獻策。
對於如呂菁所言的東北民營經濟發展不足的現象，吉林大學研究院綜合所負責人衣保中也曾指出，東北民營經濟無法發展，是因為國有經濟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而擠壓了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多年來，儘管國家出台了多項促進民企發展的政策檔，但實際落實的還是以抓國企發展為主，對民企的很多優惠政策並沒有落實到位。
地方經濟喪失自我調適的能力
整個東北就在中央指導與地方政策落實的割裂中走向經濟衰敗，甚至有學者發聲說，多年來，中央的輸血計劃和中央主導下的培育民營經濟計劃也是導致東北經濟無法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多年的政策主導下，地方經濟在陷入崩盤時已經喪失掉了自我調適的能力，社會與市場的能力漸弱，而自上而下的主導力量漸強，從本質上來說，在國有企業改革啟動多年後，東北始終都沒有擺脫政府行政主導的控制。
從2003年起，中央對東北實施了多輪振興計劃，不斷給東北輸血，一方面在拖住東北經濟不下滑，而另一方面，也讓東北在沒有市場機制調適的情況下，不斷地擴充產能，以至於如今產能過剩的局面。事實上，振興計劃本身就是變相的計劃經濟時代下的指令性計劃。
如今的東北經濟還需要回到市場的軌道上，接受市場文化的洗禮，方可有改變困境的出路。在談及家鄉經濟發展時，劉玉傑對《超訊》記者說，過去幾年，家鄉的環境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明顯改善，當地的農業機械化投入很大，當地農業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儘管如今她越來越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三亞人，但她最終仍對《超訊》記者說，希望自己的家鄉能夠在改革之中煥發出活力，為那片土地上的人創造出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