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香港青年理性表達的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趙永佳認為，香港回歸頭十年，國民教育給青年構築的對中國的美好想像是當局如今無法應對青年問題的癥結；而2008年是青年問題的轉捩點，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等事件造成理想和現實的巨大落差；社會應幫助青年從文化認同起步，務實地看待中國。
2009年反高鐵運動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趙永佳投身青年世代研究，為青年問題的研判開拓了新的理性空間。日前，他接受《超訊》專訪時，談及「青年上位論」、「勇武抗爭」和「青年如何理解中國」等話題。
「『青年問題』往往都以『社會問題』的形態出現，成為社會『道德恐慌』的焦點。」這是趙永佳的理解。
他認為用「上位論」這一非政治化的方式去解釋青年的怨氣，始終無法掩蓋在公民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對普世價值的堅守。現實中，有部分青年在「佔中」失敗後，見到「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運動無法達成目的，轉入了更激進的勇武抗爭。另外，趙指出，回歸頭十年，國民教育給青年構築的對中國的美好想像是如今無法應對青年問題的癥結。他說，社會應該幫助香港青年從文化認同起步，務實地看待中國，更要讓青年人尋找自己的定位，學會如何理解中國。以下是專訪內容摘要：
超訊：80、90這一代的青年，香港回歸前後成長起來的人，他們對中國的歸屬感並不強，為什麼？
趙永佳：回歸頭十年，我們的歸屬感是不斷提升的，從1997到2008年，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和認同都是增加的。現在討論的是，這個轉捩點是不是2008年。
2008年後，反映了兩個方面：一個是大環境的改變，尤其是政治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另外一方面，我個人的看法一直都是，之前國民教育工作不是不夠，而是方向不對。例如，我們現在很片面的國民教育，就是要我們怎麼樣去愛我們的祖國，這當然無可厚非。但這好像沒有考慮到青年人的接受程度，或者他們收到了什麼訊息。
其中，我特別關注到的是，如今的青年面對的環境比我們那代人要複雜，要面對很多不同的訊息。他們意識到中國很強大，中國欣欣向榮。但是我們知道，中國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國家，面對不同的挑戰。國民教育只是給青年人說單方面的東西，但他們從其他的管道，如網絡、社會、媒體不斷接收的又都是「另外的東西」，而所有的新聞都不是好的新聞。2008年，網絡沒有現在這麼powerful（強大）, Facebook還沒開始流行，但其實在主流媒體，譬如電視新聞裏，我們看到很多關於中國的黑暗面。
我有一個假設，香港回歸頭十年，我們給他們的中國印象都是很正面的，但是他們不太知道中國的另外一面。2008年，當很多的矛盾都出來的時候（譬如汶川地震、汶川地震中曝光的豆腐渣工程），他們還不是很清楚如何去理解現實。
回歸後頭十年，我們看到國家對我們很照顧，很多事情也都很寬鬆。但是到2008年之後，中港的關係變得緊張，青年人又怎麼理解這些東西？
回歸頭十年，青年人的身份認同都是一路提升的，但是2008年後，年輕人的認同感降低了很多。我們(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每一個月都有調查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我們發現turning point（轉捩點）是在2008年10月，那時內地毒奶粉事件開始在網上炒熱。
青年人會想，「我們是一個大國，但是為什麼我們小朋友成長的環境都給不了？」其實，青年的那種落差感是很大的。所以，我們頭十年所做的工作無法應對青年人在回歸後十年（2008年至今）出現的矛盾，這些事情是很可惜的，但是事情發生了我們無法回頭。
超訊：一旦青年人有激進的行為，建制派習慣以「上位論」來解釋，為什麼？
趙永佳：我想，將青年問題非政治化（指：「上位論」是對青年問題非政治化的解釋），始終還是容易解釋。那些深層次的矛盾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如果是政治矛盾，尤其是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政治矛盾，這就很難去處理。這個深層次矛盾的理解讓大家看到還有一些方面是可以去做的，這種觀點其實在全世界都會用，用一些所謂社會經濟的困境來解釋青年人的政治運動。但是，我覺得這不完全沒道理，但也不是完全正確。
超訊：您更認為青年人抗爭是因為對普世價值的擁護，過去，普世價值是如何影響他們的？
趙永佳：我覺得當殖民地變成特區之後，象徵意義很強的是，我們已經不是殖民地了，我們開始講公民意識。當然，公民意識在殖民地政府後期都有提，譬如我們要如何去關心社區，參與社區，以及選舉，這很重要。「選舉」就是說你要表達自己對施政的一些意見，而公民意識也同時間在特區政府的建設裏不斷出現。
在這個過程中，你要他去做一個公民，而且還是相對參與式的公民。在殖民地時代，公民是說你守法就行了，但是現在我們真的是要參與，每一次施政報告，財政預算都會有一堆政府的文宣（文化宣傳公職人員）出來說話，青年要發表對這個施政報告的看法，你要關心，你要發表對財政預算的看法，「財爺」（編者注：指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會說：「我會聽」。
這就是說我們對公民的期望。這種期望是在說，我們現在是特區，特區是有這樣的民主建設過程的，是基本法裏寫了的。所以無論是大、中、小學，都強調他們要開始參與，而不只是乖乖聽話。
我們已經不再是殖民地了，以前那些非殖民化的公民教育、非政治化的公民教育之後是做出了改變的。一直以來，我不知道這些是intended還是unintended consequences,（編者注：「預見性結果」還是「非預見性結果」）。現在的形勢就是公民教育的結果，從這個層面講，我們的公民教育又是成功的。在這個過程裏，整個社會要求青年去參與、去關注，那他就照做了，只是他的認識未必是你很喜歡的那種。
超訊：政治評論家練乙錚曾提出，近年與香港青年有關的幾宗勇武抗爭，譬如旺角暴力事件，是因為過去倡導的「和理非」運動的失敗，如「佔中」。他們對「和理非」抗爭的效果感到悲觀，所以發起了勇武抗爭，你怎麼看？
趙永佳：在一定程度上，所謂「勇武抗爭」的出現是有它的脈絡的，其中一個脈絡當然是「和理非」在「佔中」裏失敗。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佔中」裏，很多的青年人和公權力的互動在那時就很暴力了，無論是最初的催淚彈，還是後來的「擲水樽」（編者注：扔水瓶），有人打人，有人被打。
青年人用「和理非」的辦法似乎達不到他們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這些暴力互動未必是這些人計劃過的，但又確實出現了很多不是「和理非」的互動，這種模式反而影響了後來的抗爭。在這個過程中，青年人真的對警察，公權力有很多「牙齒印」（編者注：過節）。現在有些青年人一講到警察，就會提起「黑警」，情況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真的完全不同。
超訊：梁振英政府主要是從經濟上尋找青年問題出路，那對下一屆政府可能提出的青年政策上，你有什麼建議嗎？
趙永佳：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們培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這是對年幼的（小孩）；年長的（青年）就要用比較務實的態度，在不同的階段，我們要做的東西不同。
政治上的所謂打壓，我們要很小心，有一些真的犯法，那就要處理。但有些時候，譬如這次對於兩個議員(梁頌恆 游蕙禎)的處理，社會上好像又沒有很大的反應。有些事情你不是不可以做，但是我們真的要很小心。當然，青年到最後還是要走上社會，走入職場，對於這些，我們希望他們對中國的發展，譬如一帶一路、對世界的發展都有了解。開始時，你希望他有一種文化上的認同，到後來，他們對中國和世界的發展有理解，而不只是困在這裏。他開了眼界，能夠更務實看中國的發展，他可能會找到自己的定位，學會怎樣看待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