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空難事件再考察 蕭功秦
作者按：五十年以前，在蒙古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空難事件，1971年9月13日深夜12點20分，在山海關機場的寒風中，林彪禿着頭，喘着氣，爬上自己的256號三叉戟專機臨時放下來的軟梯，飛機起飛後二個小時就墜落於蒙古溫都爾汗。這就是913事件，發生至今很快就50周年了。
整個913事件，根據現有史料，已經大體上可以形成相對清晰的證據鏈的輪廓。如果把這些史料加以綜合分析，還原事件基本真相的條件已經成熟。作者根據多年來掌握的史料，提出對913事件的前因後果、具體過程與歷史影響的分析，並對社會上有關913事件的一些傳聞，提出自己的點評與解釋。
全文分成三部分：一，禍起蕭牆；二，逃離北戴河；三，離離原上草。建議讀者收藏、下載後分段閱讀。電腦閱讀效果更佳。
百年中國史上的最大謎團
文化大革命時期發生的這一重大事件，震驚全國與世界。其前後經過與前因後果，至今在世人心目中仍然撲朔迷離，網上可以看到許多有關傳聞。最離奇且傳播最廣的一則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據稱已經獲得了256號專機的現場「錄音」，其中披露：駕駛員潘景寅接受上峰「秘密使命」，讓飛機故意飛往蒙古國並引發爆炸。這則錄音在社會上影響甚大。
可以說，中國自近代以來，913事件是最為眾說紛紜、同時也是最大的歷史謎團。在913事件發生將近半個世紀之際，人們都希望能知道這一事件的廬山真面目。
必須承認，如果在十年以前，要搞弄清環繞這一事件的種種謎團，確實極為困難，
然而，所幸的是，自2009年以後，與913事件直接有關的大量回憶錄，包括文革時的軍委辦事處的林彪系四大愛將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等人的回憶錄，已經在海外出版。許多高層人士與當事人的一系列口述訪問實錄，也在國內與海外相繼問世。
近年來，沒有上飛機的副駕駛員康廷梓的回憶錄也已經出書。作為事件親歷者與飛行專業人士，他考察與思索913事件有四十年之久，此書對我們了解913事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專業信息。另外，毛主席當年的秘書謝靜宜的回憶錄也於近年出版。本文作者也是在疫情期間，偶然讀到她在書中無意中透露的周恩來接見她講話時的一個細節，它對我們解開913事件中最重要的謎團，可以起到關鍵作用，這就讓作者獲得了對913事件貫通性的解釋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作者現在寫此文的契機。
尤其要指出的是，半個世紀以來，913事件當事人多以作古，目前在世的已經不多，且大多數已經八九十歲，可以說，歷史留給歷史學者與當事人共同探究、核實歷史真相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很希望他們都能讀到作者發表在此的文章，也希望與他們有聯繫的讀者，或他們的親友，能把本文介紹給他們，期待他們對作者的分析判斷，提出批評、意見、更正與建議。這樣做，也是對未來中國人負責。我們不應該再把謎團永遠留給未來的子孫。
一，禍起蕭牆
林彪是怎麼一個人
林彪並不是某些人說的共和國的失敗英雄，他長期以來，一直是極左思潮的強大推動者。
林彪雖然是共和國的一位傑出戰將，對共和國建國貢獻甚大，但他並非一個襟懷坦蕩的軍人。他性格陰鬱內向，心胸並不開闊，長期病症折磨也使他的心理發生一些扭曲變態。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念「政變經」，講了古今中外各種政變。經過他的創造性發揮，中共高層已經被他渲染成布滿「政變地雷」的危區。
必須指出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鼓吹與迎合極左路線方面，並非是被動的，而是十分積極主動的。
武漢的「七二零」事件發生時，林彪利用江青來實現自己清除異己的目標，中央文革派則利用此機會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是林彪系與江青系關係最好的時期。此後，他支持並積極宣揚要「揪軍內一小撮」，也表現出他的機會主義一面。林彪把極左化進一步推向最高潮，「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論，就是在這時出籠的。
但林彪還是有一個優點的，他內心的常識理性並沒有完全泯滅，對造反、武鬥造成的極左災難，在文革的不同時期，他也在進行反思。比如，煤炭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林彪把張的夫人請在自己家中，在合影留念時，堅持讓這位「走資派」的未亡人坐在正當中，自己則陪坐在她身邊，以示對死者的敬重緬懷之情。這表明，對文革，他內心是也有反感與質疑的。
可以說，由於文革時代中國政治的極端複雜，林彪在適應這一生存環境的過程中，是具有複雜的兩重人格的。當文化大革命來臨時，這種兩重人格又進一步向極端發展。分析林彪處境與林彪的兩面性格演變，是理解913事件的關鍵。
一方面，作為久經沙場的軍事家，林彪有着樸素的務實的常識理性，他對發展生產力，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搞階級鬥爭更感興趣。九大時，他指示陳伯達為他寫出強調抓生產的政治報告初稿。
另一方面，自高崗事件以來，黨內高層不正常的政治環境日益惡劣，出於政治生存的需要，他學會了一種通過迎合左的政治傾向來保護自己的「政治生存之道」。他在講台上總是用高調的左的話語進行發言，林彪的出場，總是語出驚人，原先已經形成的黨內反思與糾錯氣氛，被他一掃而空，林彪在黨內的地位也越來越高。長期病患而處於邊緣狀態的他，由於重新回到聚光燈下而深受鼓勵。作為一個因嚴重病患不得不在政治生活中處於邊緣狀態的人，這種榮耀感，往往如同強心針一樣，使他重回人生的高峰體驗。
這樣做，難道林彪內心沒有矛盾？他畢竟是一個有常識理性的人，他如何自我解釋自己在大會發言中不顧事實的說法？他確實為自己找到了理由。那就是，現在中國處於困難時期，越是困難時間，黨越不能分裂，否則就會陷入一盤沙散，這將對中國的革命事業與社會團結不利。在他看來，自己是領袖嫡系中的嫡系。那麼，我林彪現在不出來為領袖站台保駕，還有誰更有資格？
當他內心這樣想，以這樣的理由來安撫自己，並用這樣的話語對別人說時，他內心的糾結也就平和了。聽的人也只能沿着他的思路來思考，在當時的體制下，人們這樣想也順理成章。
當1966年8月初，當通知他前來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時，他內心多少已經猜想到，這是他繼1959年廬山會議，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人生中第三次出山。然而，六十年代初生過一場大病的他，在心理上與生理上，已經是一個嚴重病患者，這種帶有憂鬱症傾向的病患，使他缺乏生活的樂趣，也缺乏權力給予健康人的那種尊榮與愉悅感。不論從心理上還是生理上講，他都是個嚴重的病人，但領袖這樣看重，他現在不能不出山了。
然而，一旦進入高層政治其中，他又像打了興奮劑一樣變成另一個人。他亢奮地、聲嘶力竭地稱頌極左思潮，人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林彪確實沒有必要在中國政治極左化的方向上火上加油，他完全可以選擇低調一些，那麼他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錯上加錯呢？這裡也許涉及到人性中最隱密、最深層、最複雜的方面，任何好心腸的同情的理解，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只能用一位深知林彪性格的老部下在文革後接待林豆豆時的話來說。那就是：「不管怎麼說，你父親確實是有私心的。」
於是就形成這樣的惡性循環：林彪說假話，是為了更大的好處；林彪得到好處的同時，也就必須進一步迎合左的政策方針，於是陷得更深。林彪以軍人的果斷與簡潔風格來表達「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它能激活人們在戰爭中熟悉的東西， 把它當作維護大局的命令與號召來接受。
林彪再次崛起，黨內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黨內生活本來已經有可能形成的糾偏機會再次喪失，黨內高層政治思維不再以常識理性作為基礎，而是以左的意識形態的高調程度，來作為標準，黨內政治生活良好秩序的破壞，林彪負有重大政治責任。
然而，在這種惡性循環中，林彪在邊緣狀態得到充分心理與精神上滿足的同時，更加如臨深淵，他的務實理性也陷入焦灼狀態。全國性的大武鬥、大內戰，林彪則從常識理性出發，本能地更加反感。他在情緒失控時，甚至會在家中把自己的委任狀都撕掉，做出這樣的極端行動，說明他的不滿強烈到何等程度。當他對自己這種無條件順從都感到厭倦時，他連在批文上簽名的事，也會讓秘書仿效他的筆跡去完成。與其說是林彪懶政，不如說是出於對極左文件的極度逆反與厭惡。
一方面，林彪在私慾驅動下的極左高調，讓他可以擺脫了長期病患中孤獨狀態，享受到鮮花掌聲中的巨大的權力地位。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嚴重生理與心理疾患的病人，對世俗生活的無趣，對政治的厭倦，以及常識理性不斷在內心的呼喚，所有這些因素，在林彪身上複雜地糾結在一起，形成他特殊的雙重人格。可以想象，正是林彪的兩面性，使他在私下裡對林立果說了許多對領領袖的狠話，這位給全家帶來災難的兒子後來的所作所為，林彪本身要負很大的責任。
1970年廬山會議時，林彪錯誤估計形勢。他以為領袖對江青這些文革激進派不再信任，於是在大會上對張春橋這個政敵，進行不點名批評，受到會議參加者的廣泛呼應，領袖意識到自己身後林彪會翻文革的案，於是在會後發動批陳整風運動，領袖是永不服輸的革命家、政治家，到了1971年8月，領袖在經過深思之後，決定是除惡務盡，立即南巡。他要親自向各省軍政要員打招呼，為清算林彪作輿論準備。
領袖在南巡過程中先後到達武昌、長沙、南昌、杭州、上海，每到一地，就找當地軍政要員個別談話。談話內容大體相同，那就是，「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當中肯定有『鬼』，他們還有後台。」「1970年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每次談話結束時，就讓大家一起唱《國際歌》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然後要求受接見的人會後立刻討論，並把討論紀要立刻發給他看。接着再乘專列開往下一站。
南巡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實是，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聽到領袖批評林彪的話後，隨口迎合說，下次全國黨代會召開時，應該在會議上建議林彪同志公開承認錯誤並寫檢查。領袖聽了劉豐的話，特別興奮，拍大腿說：「對，就是要這樣！」他要劉豐在下次中央開會時，就把這個建議在會上公開提出來。在他看來，這樣做，就能在全黨面前看到林彪的當眾檢討，他也可以順水推舟，把林彪予以靠邊處理。這正是領袖想通過南巡講話達到的目的。
多年以後，劉豐見到出獄的邱會作時，對他的這位老戰友說，自己終生對當年在領袖面前的「失言」非常後悔。因為他居然主動去夾在領袖與林彪兩個巨頭之間，左右不是人。如果在黨代會上不作讓林彪檢討的發言，主席那邊他過不了關，如果作這樣的發言，林彪那邊他以後也過不了關。他說，像他這樣一個夾在兩個巨人中的「小人物」，命中將註定不會有好結果。
在這一過程中，領袖又從江西軍政要員程世清那裡聽到匯報，得知葉群的一些可疑活動，根據領袖的警衛長、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回憶，他聽完略有所思，把眼睛咪成了一條線，遠眺窗外，沒有講一句話。除此之外，謝靜宜的丈夫蘇某在空軍機要局，毛主席從謝靜宜那裡又得知林立果在空軍搞不正常活動的一些消息。這讓他再一次肯定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
於是，他提前決定立刻從杭州到上海，在上海只作了最短時間的停留。毛主席的專列出乎意料地於9月12日中午就回到了北京豐臺。
正是在這個歷史的節骨眼上，林彪自己最珍愛的「潘多拉盒子」，卻已經被打開了，林彪本人已經無法控制了，這個「潘多拉盒子」如何成為是913事件的中心內容，並決定了林彪本人的命運，將是下一節的內容。
林立果小集團是權力場上催熟的怪胎
毛主席的南巡講話，如此大造聲勢，卻客觀上驚動了已經圖謀不軌的林立果小集團。
五年前，林立果還是個十分靦腆青澀的小伙子。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八月」，就嚴令林立果不要參與北京的任何政治活動，為此，他特地把林立果送到遠離北京的上海，讓過去的老部下看護。
但林立果回到北京後，畢竟是「副統帥」的兒子，地位實在特殊。1967年，林立果參軍進了空軍，為討好林彪，空軍司令吳法憲不久後就讓林立果當上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並給予極大的權勢。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作「講用報告」。8月4日，吳法憲把錄音拿到空軍「三代會」上放，並吹噓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林立果的報告是「第四個里程碑」；吹噓林立果「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第三代接班人」，是「全才、帥才、超群之才」。
汪東興後來回憶，毛主席得知後非常不高興，他說：「對二十幾歲的人就捧得這樣高，這沒有什麼好處，實際上是害了他。」在權力環境中薰染過的林立果，用他的姐姐林豆豆的話來說，在短短几年裡，與過去相比，幾乎判若兩人。
副統帥之子當上了空軍作戰部副部長，這樣的巨大光環，吸引了一批追隨者。林立果身邊從此就擁有了巨大的可調動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處長），這些人並無實戰經驗，可以說，是部隊機關中對文革時局不滿的小知識分子型人物。在林立果身邊簇擁的這些人看來，只要林彪順利接班，林立果就可以在林彪系勢力的支持下，成為林彪的當然接班人。中國未來的最高權力非林立果莫屬。這些死黨的利益驅動力是極強的。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他們認為「老派不行」了，用他們在私下的話來說，「這些老總(注:黃吳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過去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的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裡」。（《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147頁。）
他們還自認為受格瓦拉影響，在政變失敗逃跑前，在他們沒有來得及焚毀的物品中，就有一本《格瓦拉傳》。他們自認為是「革命的行動主義」者。他們相信「唯意志論」，認定「天將降大任」於自己。
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後來回憶，有一次在北戴河，林立果讓她與自己一起聽音響，放出來的是張寧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激動人心的搖滾樂，林立果在沙發上把頭向後一昂，說：「世界上這麼好的音樂，中國人聽不到，旗手總讓人聽那些『下里巴人』，我總有一天要讓全中國的人都聽到這樣好聽的音樂。」更有政治經驗的周宇馳連忙打住他，連說「不談政治。不談政治」。
林立果與周宇馳、於新野等人相互影響所形成「勇武派」軍人的行動性格，自我期許為「中國第三代接班人」的權力欲膨脹，對文革左的政策的不滿，對西方生活的驚羨，要做驚天動地事業的、「天將降大任」的使命感，所有這些都複雜地糾合在了一起。
自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以及此後的「批陳整風」，他們認定領袖信任的是江青左派，和平接班要在至少五到六年以後，由於林彪地位明顯不穩，那時情況就更難說了。林立果這樣的「少壯派」覺得不能這樣被動，必須要有積極的自主行動，來保衛林彪的權力地位。急於行動，便成為這一小批人的強烈政治衝動。
1971年3月，他們在上海秘密討論的基礎上，搞了一個政變行動提綱，由余新野執筆，林立果取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林立果通過秘密渠道，得知領袖的南巡講話中點了林彪的名以後，就想用他的「小艦隊」來拼個魚死網破。
一方面。林立果是一個精力充沛、想象力豐富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林立果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他被權力欲膨脹起來，快速地升到那樣的位置，這讓他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漸進地習得的具體政治經驗與知識，他對許多基本軍事知識都近乎無知。對體制運行方式毫無經驗，這就造成他的實際判斷力很差，軍事知識貧乏，頭腦中又充滿着不切實際的幻覺。這些致命弱點，在極左時代的林彪權力庇蔭下，根本沒有人會指出。
通過二年催熟式的權力欲膨脹，心智不健全又雄心勃勃，自以為「天降大任」，又缺乏最起碼的軍隊實戰經驗，經驗與知識能力與自己野心極度不相配。林立果小集團就是這樣一種在文革軍隊權力場中被催熟的怪胎。
例如， 1971年9月8日從北戴河回北京後，在策劃政變的秘密會議上，林立果情急之中，甚至口不擇言，問會上的人，為刺殺最高領袖，能否進口一支小型原子彈？或讓油庫着火，即使讓沿途鐵路上的工人全燒死，只要能行弒成功都行。
又如，林立果問江騰蛟，能否用噴火器攻擊毛主席乘坐的專列？當江告訴他，噴火器對密封的列車一點沒有用，他才知道自己原來設想的種種方案，由於基本軍事知識缺乏，竟然沒有一件是可行的。
後來有政變參與者回憶，他們搞的水陸兩用戰車，實際上就是五十年代工程兵的一輛舊吉普車，破破爛爛，好多管子用膠帶纏看，第一次下水就熄了火，只能與警衛下水推着走，說來說去就是個大玩具。(《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148頁，「採訪吳新潮記錄」。)
林立果策劃政變後，他們確定的第一方案，是刺殺領袖；第二方案，是政變失敗後去廣州組織「臨時中央」，實在不行，再退到香港指揮；第三方案，是逃到蘇聯去。他們把這些方案稱之為「上中下」三策。這三策在當時的體制下根本沒有任何實施的可能性，正如邱會作等人後來反覆強調的，不通過軍委辦事處，在中國要調動一兵一卒都不可能。
首先，要刺殺毛主席，就面臨一個無法避免的矛盾：領袖在全國軍民中有巨大的威望，一旦下達這樣的命令，沒有一個士兵「殺手」會聽從這樣的命令。
其次，在廣州搞「臨時中央」同樣荒唐：在領袖的巨大威望下，在文革時代，任何公開對抗領袖的行動，立即會「天下共誅之」， 根本不可能在軍隊中調動起參與者。廣州軍區立刻會在幾個小時內下命令，派軍隊把這些小集團分子包圍起來，逮捕他們易如反掌。林彪的威信在那時將毫無作用。
至於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林彪到香港去，在香港形成反毛的「軍事指揮中心」，這一方案更是痴人說夢。可以想象的結果是，一旦這批人流落到香港，香港殖民地當局肯定會立刻將他們移送大陸，驅逐出境，以求自保。
由這樣的一批人來搞一場政變，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註定不可能成功。只有逃往蘇聯這個「下策」倒是有可行性，如果能讓飛機起飛，並在空中控制住了駕駛員，又有足夠的燃料，確實有可能的。不過那已經是逃命之舉了。離政變者掌握國家權力的初衷目標已經甚遠。
現在有爭議的，是所謂的「林彪手令」，熟悉林彪字跡的人中，有好幾個人認為「手令」不像林彪寫的，林彪的字更草一些，倒像是林立果模仿的，比較生澀。913事件前，林豆豆曾說：「老虎（林立果）模仿首長的筆跡，我們都很擔心。」(引前書，第231頁，採訪林立衡記錄。)
有學者認為，所謂的「林彪手令」根本不能作為林彪策劃政變的證據，因為如果是真的，那就等於讓統帥過百萬大軍的林彪，去支持一場相當於幼稚園智商的政變，這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所謂林彪給黃永勝的要他「有事多與王飛商量」的所謂親筆信，同樣被李作鵬認定是偽造的，因為林彪與黃永勝有直通秘密電話，根本無須多此一舉。且這封信並沒有交給黃永勝，卻保持在政變當事人手中。由此可見，偽造它的目的，只不過是林立果挾林彪權威，以令其死黨去幹事而己。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指出，林立果小集團的具體措施、具體辦法是很低能的，是白日做夢，志大才疏，像「小孩玩家家「一樣的胡鬧，根本不像是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家、國家元帥、著名戰將林彪的作為。（《李作鵬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86頁。）
葉群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有必要指出的是，葉群深度參與了這個小集團的秘密活動，她與林立果合在一起共同構築這些圖謀。葉群的參與，使這個小集團進一步蒙上了林彪的巨大光環，因為葉群有着直接挾林彪以自重的更大空間與能量。
葉群在其中表現的狂熱與荒唐，也同樣超出人們的想象。由於葉群是成年人，在體制內頗有經驗，她為什麼會參與林立果近乎弱智的政變陰謀，似乎有點令人費解。然而，人們可以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知道，強烈的權力欲望會使人瘋狂，利益欲的薰染會使一個有常識的人，也會陷入弱智狀態。
葉群是政變集團中兩個主角中的一個，她在接到周恩來電話後，由於驚惶失措中誤判，而決定當夜北逃蘇聯，這是整個事件的最大關鍵。葉群是如此重要，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林彪與葉群關係，以及葉群何以能扮演特殊角色。
眾所周知，林彪性格孤僻古怪，不讀書，不看報，坐在房間裡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怕風怕水，怕陽光，且長期病態。林彪脾氣發作時會失控，有一次居然在家裡把領袖頒發給他的委任狀撕掉。又有一次，江青親自來林彪家問候，因一言不合，林彪居然憤怒地當面叫江青「滾出去」。這樣的人是無法處理政治敏感問題的，也是無法適應文革複雜局勢的。
葉群則不斷在林彪身邊起保全修補作用，不斷糾正林彪，避免林彪犯嚴重政治過失。葉群也習慣於通過欺騙、隱瞞的方式，抑制林彪過度的衝動，避免引起林與領袖的直接衝突。病中的林彪既不能控制葉群的做法，冷靜下來後，也知道葉群的做法對自己還是有利的，於是也就容忍、認可了葉群的做法。
然而，葉群本人又是一個不安份的人，不滿足於僅僅作為林彪助手與家庭主婦，她的野心隨着林彪權勢的高漲而日益膨脹。葉群也藉此機會與條件，在林彪的名義下，夾帶自己的私貨，滿足自己不斷膨脹的野心。林彪的前秘書關光烈後來回憶說，這個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對「出山」並不積極，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葉群喜歡，林彪不「出山」，她就沒法出頭。說到底，她是想當第一夫人。
久而久之，由於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林彪夫婦就形成互相依靠的模式：林彪地位越高，同時又因病而處於日益失能的狀態，葉群也就越有機會以這種方式謀求自己的私利。林彪是個病人，不能不依靠葉群打理與處理問題。另一方面，這個虛榮、強勢，控制欲極強的女人，也在這一過程中越來越膽大妄為。
林彪對葉群不斷控制自己、違反自己意志的欺瞞行為，既惱怒，又不得不容忍，而葉群則以「這一切都為林彪好」的名義，不斷以說謊欺騙林彪，這已經成為葉群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次，林彪要去南昌舊地重遊，葉群為避免江青抓住把柄，不讓林彪去南昌，居然在飛機上全程欺瞞，直到飛機將在大連着陸時，林彪才知道自己到的地方，不是自己原來要去的南昌，他對此也無可奈何。從表面看，葉群還是怕林彪，順從林彪，討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對付林彪的有效辦法。葉群乾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被蒙在鼓裡的。
在畸形的文革權力場，在林彪的副統帥羽翼下，逐漸滋生出林立果與葉群這樣的畸形人，也就並不奇怪了。文革時代的中國的命運，就不得不承受這種畸型格局的影響，理解了這一點，913事件中發生的種種問題。也就容易解釋了。
林立果請姐姐將秘密計劃告訴林彪，遭到拒絕
1971年9月7日是林立果政變中的一個重要日子，此前兩天，即9月5日與6日，他從兩個渠道知道了領袖已經在南方點了林彪的名。林立果當時在北戴河林彪寓所，就決定要進行政變。為進行政變，他先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林豆豆，以慶賀林豆豆訂婚的名義，要她立刻乘飛機回北戴河。
9月7日，林立果對剛到北戴河的姐姐林豆豆透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計劃。他明確對姐姐說，從領袖的南巡講話中可以得知，父親將被當作劉少奇一樣打下去，其後果與劉少奇、賀龍一樣悲慘，父親身體不好，像被捉的猴子一樣，肯定活不下去，與其等死，不如發動一場政變。他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哪怕魚死網破。他已經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他還稱，自己會得到野戰軍的好幾個軍的支持。
林豆豆問林立果，形勢真有那麼糟糕嗎? 首長（林彪）的態度怎麼樣? 他知道嗎? 林立果說，首長還不知道，事情沒考慮成熟前，不能跟他說。
林立果進而要求林豆豆把自己的全盤計劃報告給林彪，請求得到父親的支持。(《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227頁，「採訪林立衡記錄」。)
由此可見， 9月7日以前，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要搞政變的事，為什麼林立果在如此關鍵時刻，本人不去對林彪說，卻偏要剛從北京來的姐姐去轉達？原因是，他骨子裡還是有些怕父親，在家裡只有林豆豆才與父親說得上話，林彪也最相信林豆豆。
林豆豆立刻意識到事態嚴重，林立果要林豆豆轉話的要求，直接遭到林豆豆的拒絕。林豆豆作為林家中的唯一清醒者，憑常理就知道，這個計劃是多麼荒唐，林立果說他掌握了好幾個軍的指揮權，一聽就根本不值得信。憑這麼幾個空軍辦公室的小幹部，搞小兒科的政變，必然失敗，失敗後全家遭殃，她當然不會同意弟弟的冒險行動。
她警告林立果：「你可不能幫着主任（葉群）騙首長!不經首長點頭，誰也不能輕舉妄動，你不要相信主任的話，惹出事來，你也跑不掉，首長是不會原諒你的! 」
林立果說：「你看你，那就坐看等死啊! 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組（領袖）翻手為雲，復手為雨，想整誰就整誰，別人不敢反，我就反! 你就眼睜睜地看看首長挨整? !」
林立果於9月8日，即第二天晚上，再與林豆豆談過一次，林立果的想法仍然被姐姐反對，林豆豆還是想阻止林立果再次回北京。然而，到這時，無論林豆豆怎麼說，
林立果都不開口了，不過神情上卻流露出一點點猶豫。林立果藉故去北京看牙醫，當夜就乘飛機回北京組織政變去了。
林豆豆為什麼不向林彪報告
林立果離開北戴河回北京後的四天裡（9月8日至12日晚上），在北戴河林彪寓所中的林豆豆，是有充分的時間與機會，向林彪報告這一嚴重情況的。如果她能及時地把弟弟要政變的圖謀，直接告訴林彪，情況就可能完全不同了。共和國的這一段重要歷史，可能要重寫了。
林豆豆一旦這樣做，而林彪又確實相信了，最大的可能是，他會讓他的衛士長李文普把林立果與葉群秘密關押起來，不讓林立果再回北京，然後大事化小。這一切當然林彪肯定會向中央隱瞞的。處於副統帥這樣高的地位，根本不存在黨組織對林彪的監視與組織約束。在相當一個時期內，要隱瞞真相，是完全可以辦到的。從當時知情人的回憶來看，北戴河的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主要是外勤，根本無權探聽、也不可能知道林彪家中正在發生的重大事情。而在北京的政變死黨們，一旦失去林立果指揮，群龍無首，也是不敢輕舉妄動的。即使行動上有蛛絲馬跡，至少在一個時期內，在林彪的權勢下，小集團不會立刻暴露。
然而，林豆豆在此後四天時間裡，卻左顧右盼，顧慮重重，始終沒有勇氣與魄力，跨進近在咫尺的林彪房間，把林立果政變的驚天計劃，直接報告給林彪。關鍵時刻，一個權勢家庭中的弱女子，由於不能當機立斷，苦果只能此後終生自己品嘗。這應該是她此生中最應該悔恨的事，也是她失去的最重要人生機會。
林豆豆為什麼在關鍵時刻不向林彪告發自己的弟弟？林豆豆在自己的回憶中披露了當時的考慮。
首先，她最害怕的是，林立果與她私下的秘密談話，是兩人之間進行的，口說無憑，對質起來，林立果與葉群都不會承認，林彪也可能不相信。她本人就會遭到弟弟與母親的嚴重報復與迫害，成為弟弟「大義滅親」的犧牲者。過去她也因為家中生活瑣事，而被葉群禁閉過。歷史上骨肉相殘的事還少嗎？
其次，林豆豆認為，父親林彪已經不是正常的健康人，林彪的神經系統疾病已經相當嚴重，也已經不能正常思維，往往剛聽到的事情，馬上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過去發生過許多這樣的事。林彪的判斷力實在令人可憂。這樣的父親會配合自己作正常人的理解嗎？
第三，她對弟弟還抱有些許不切實際的期待，因為她在與林立果兩次秘密談話過程中，已經注意到林立果本人對搞政變還有些猶豫不決，似乎還沒有下定最後決心。她想，說不定他這次去北京後，發現成不了事，自己也會改變主意。如果她把事情先向林彪捅出去了，而林立果後來又什麼也沒有干，不是讓弟弟遭到不必要的麻煩嗎？
所有這些複雜的個人考慮，都是人之常情，會在一個特定時期，支配着個人的關鍵選擇。這讓林豆豆失去了改變林彪家族命運的最後機會。
反覆考慮之後，就在9月7日當天，她只是把林立果的秘密計劃，告訴了林辦衛士長李文普與警衛參謀劉吉純。她要求他們既不要去報告林彪，不要去報告他們的直接上級汪東興，所有這些考慮都表明，她想在內部解決問題。她要求李指示自己手下的警衛員去把葉群、林立果扣留起來，阻止他們外逃。她幻想內部解決後，林彪地位仍然不受影響，以為下面解決了，就不會有什麼後果。
然而，林彪的這位衛隊長，面對如此嚴重的事態，他的反應是三點。首先，他根本不相信，他反覆說，你這麼說沒有證據呵，你也是聽林立果說的呀，我怎麼知道是真是假？
其次，他認為，即使是真的，自己哪有權力去禁閉葉群與林立果這樣的現任高官？組織沒有交給我這樣的權力呀。這話也對，事實上。在嚴密的中央集權組織體制中，任何下級不可能自作主張去做沒有授權的大事。
第三，李文普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只能進一步觀察，一旦他們要綁架首長，我一定誓死保護首長。
林彪的這位衛隊長，長年跟隨林彪左右，謹慎忠厚，深得林彪喜歡。李文普對自己的評價是，文化不高，頭腦簡單，是個大老粗，對高層鬥爭不感興趣，也不懂，只想把林彪的食住行服務好。林彪也是多年來看中了他的這一點，對他十分信任。
李文普就是這樣一個不明白大事、膽小怕事的老好人。一旦面臨如此複雜巨大的緊急事態，他缺乏應有的當機立斷與判斷能力。李文普既沒有向自己的上級組織匯報，也沒有向林彪匯報，北京的中央更無從知道。在整整四天的寶貴時間裡，事情就這樣拖了下來。共和國的危機與重大事變即將發生。
在林豆豆的一再請求下，李文普只是答應，如果林立果要劫持林彪，他會拼命保護林彪的。但如果是林彪自己主動走呢？李文普回答居然是：「到了飛機上，一旦我發現情況不對，我再與他們拼！我們警衛人多，一定拼得過他們。」某種意義上，小事謹慎，大事糊塗，不明事理的李文普，就這樣參與了共和國的大歷史。
在以後的這幾天時間裡，林豆豆既沒有給林彪報告，也不採取有力措施控制事態，只是在林彪身邊少數幾個工作人員那裡兜圈子，要他們「提高警惕」，「保護好首長」，發現異常情況向她報告。而李文普既沒有向上級報告，也不敢在沒有組織同意的情況下獨立行動。關鍵的四天裡，無論是林彪本人，還是中央，都失去了按自己的意志解決問題的機會。
在9月8日到12日這關鍵四天裡，在這個家庭的四個人中，林彪始終處於不知情狀態，葉群與林立果是政變死黨，林豆豆知道實情，卻六神無主，只能在心裡干着急。
林彪是唯一蒙在鼓裡的人，四天的日子過得很安詳。直到9月12號上午，也即發生913出逃事件10個小時以前，那時林立果還沒有回到北戴河，林彪還對尼克松即將訪華的事，發生深厚興趣，他還問秘書：「尼克松什麼時候到北京？」秘書告訴他以後，林彪還說，尼克松到北京後，他準備接見尼克松。這應該是林彪不知情的關鍵證言。
很難想象，如果林彪已經知道林立果在北京試圖刺殺領袖，此事將很快影響林彪本人及其家族的命運時，他還會悠然自得，設想自己接見尼克松的榮耀情景。
二，逃離北戴河
林立果在放棄政變計劃後返回北戴河
自9月8日飛回北京後，直到11日晚上，這三天裡，林立果與周宇馳等人在北京空軍機場的一個煙霧迷漫的偏辟會議室，與小集團的主要成員密謀行剌領袖澤東的方案。這些具體方案卻又根本行不通，這些人正在灰心喪氣之際，11日晚上，突然傳來上海死黨王維國的秘密電話，他們才得知領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就乘專列離開上海北上了，這讓他們意識到，要繼續在南方刺殺領袖，已經根本不可能了。而在北京進入中南海乾這樣的事，則更為困難，他們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領袖威望達到頂峰，要暗殺，又不能讓「殺手」了解底細，這是無法解脫的矛盾。事到臨頭，誰也不敢幹，到9月11日還沒有商定出一個辦法。
原先的囂張氣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馳、劉沛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一處處長，負責林立果的後勤保障）、於新野幾個人目光呆滯，低頭不語。12日下午五點多，林立果開會做出決定，他宣布放棄弒領袖第一方案，實施去廣州另立中央的第二方案。
這個第二方案同樣荒謬到不可思議。12日下午，林立果在空軍學院將軍樓說，到廣州後，叫李偉信到香港去，然後繞道日本到蘇聯，叫蘇聯從北極星潛艇上發射導彈，叫他們嘗嘗「山姆大叔」的滋味。林立果還在這時做了一個鬼臉，說：「反正是從公海發射，也弄不清是誰幹的。」（《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250頁。）
此時的林立果已經進入精神亢奮的癲狂狀態。他甚至認為，可以在廣州與蘇聯南北兩面夾擊北京。然後他看看表，說完，就走進裡屋，收拾行裝，指示北京這一攤人由周宇馳指揮，由周宇馳安排這個小集團人員如何從北京飛往廣州去「起義」的事。林立果說完後，就飛往北戴河了。
林立果匆匆走後，周宇馳召集開會，說到了廣州，提出條件和北京談判，但估計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同時要立即召開師以上幹部參加的緊急會議，進行動員，宣布另立中央。如果要動武，就聯合蘇聯，南北夾擊。
至於黃、吳、李、邱怎麼辦？他們的辦法是，先由周宇馳打電話給黃永勝，把他們騙到北京機場，說是林彪在某地要開一個會議，黃到機場後，再要他通知另外三人。要保證他們安全上飛機，如果不行，就要通長途電話，由「林副主席」直接同他們談。如個別人不願去，那就要兩個人「招呼」一個，一塊從西郊機場起飛，飛到廣州沙堤機場。(《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252頁，「採訪王飛記錄」) 這只是他們想象中的方案，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執行。
12號晚上7:40分，林立果乘潘景寅駕駛的256號專機，從北京西郊機場起飛，四十分鐘後，即晚上8:20分，抵達山海關機場，林立果乘機場的車返家，回到林彪寓所時，應該是晚上9:00左右。此後的3小時22分，將是共和國歷史上驚心動魄的時刻。
林立果從山海關機場到達了北戴河家中，準備明天一早全家都去廣州。根據各種材料推斷，林立果與葉群也只有在這個時間，聯合向林彪報告了，至於葉群與林立果在多大程度把把政變真相向林彪報告，我們無法根據現在已經掌握的資料做出準確的判斷。林立果與葉群是要去廣州挾林彪的名義「另立中央」的。那麼。林彪是不是知道，林立果策劃在那裡「另立臨時中央」，與北京的中央政府對抗？
一種可能是全盤托出，包括林立果自己在北京發動政變失敗的全部經過，以及明天去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但這樣做，絕對不可能得到林彪的同意，因為憑常識就知道，幾乎沒有任何勝算的可能性。
另一種可能是，葉群、林立果只是向林彪談領袖已經不信任林彪，在北戴河不如廣州安全，應該明天早上就走。走的目的還是為了林彪養病。廣州那邊是四野的部隊，總比北戴河與大連安全，去了以後再從長議計。這樣的推論更為合情合理。
支持第一種判斷的，是林豆豆在其回憶錄中揭露的，她要求勤務員偷聽林彪房間裡葉群、林立果與林彪三人的密談內容，勤務員就是藉機進房間倒茶水時，偷聽到林彪偶爾吐出的幾個字「我是民族主義者」，此時林彪還流着淚。林豆豆就是聽了這樣的消息，才最後決定直接向8341部隊報告的。
支持第二種判斷的，是李文普後來的回憶。李文普否認林彪知道這樣的事，因為他始終在林彪身邊。他認為，林彪根本不知道明天去廣州是為了實行「另立中央」的反叛。林彪當時同意明天一早去廣州，也僅僅就是為了換個地方養病。
林豆豆在其回憶錄中敘述了李文普的看法：
「我讓劉吉純把李文普引到96號樓一個僻靜處，我還特地問李文普，首長是不是知道林立果對我說的事，李文普說，首長哪會知道這些，首長肯定不知道，我一直守在首長身邊，這我還不清楚。」
「李文普還告訴我，林彪一開始不願意去廣州，覺得廣州太熱，不利於他治病，還是堅持回大連，經葉群勸說，說廣州有冷氣設備，林彪同意了。」
「首長把我（李文普）找去，對我說，去廣州也行，首長只知道換個環境，去廣州養病。」（《林豆豆口述》）
李文普說，林彪以為明天早上飛廣州還是為了養病，而內勤員小陳卻偷聽到林彪說「我是民族主義者」，並流下淚。李文普說的話與小陳聽到話有矛盾，這如何理解？
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李文普說的是對的，小陳聽到的話，是林彪突然被葉群叫醒以後，臨上飛機前才說的，也就是在林豆豆向8341部隊報告回來以後，由於葉群與林立果的進一步吐露真情後，才發生的。
另一種可能是李文普自己搞錯了，林彪是知情的。林彪瞞着李文普，只是李文普不知道林彪知情，林彪故意對李文普講自己不願意去廣州養病。
這樣的疑點只能留給後人去研究了。
但不管怎麼樣，林彪同意第二天去廣州，則是可以肯定的。林彪認為自己是民族主義者，不願意去香港，只願意去廣州，也是合乎逃命者的邏輯。畢竟北戴河離北京實在太近，相對而言，廣州比北戴河，離北京更遠，感覺上也更為安全，也擁有更大的機動和活動的自由。此外，廣州軍區是四野的部隊打下的基礎，林彪部下的人脈關係都在廣州，在目前的情況下，先逃到廣州避難再說。此時做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由於第二天一早就要飛廣州，晚上10:00左右，林彪服了大量安眠藥以後就入睡了。
林豆豆決定向8341部隊報告
整整四天裡，林豆豆都在幻想林立果會改變政變計劃。然而，林立果一回到北戴河林彪寓所，就立刻與葉群密談，林豆豆從葉群與林立果竊竊私議的姿態語言中，就肯定知道情況不妙。
葉群接着通知她，明天一早全家都要去廣州，要她先做準備。此時應該是晚上九點半以後，林豆豆又讓林彪的衛生員張恆昌借送茶水的機會去林彪房間打聽情況，他把聽到房間裡三人談話中出現的隻言片語，告訴林豆豆，其中有「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林豆豆已經可以由此清楚判斷，明天他們會把林彪挾持到廣州去圖謀不軌，林立果去廣州政變的計劃，看來肯定要實施了。
在這個特殊家庭中，唯一的正常人是林豆豆，她的一邊是林彪，另一邊是葉群與林立果聯盟。她沒有受到權力場太多的污染，保持着正常人的思維能力，當林立果在權力場中變得那樣張狂，她用常識就判斷出其計劃的荒唐不可行。她發現，現在的弟弟與當年相比，變化太大了，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她沒有能力說服亢奮狂顛的弟弟，也看不慣虛偽而野心勃勃的母親，多年來處於權力場的頂端，葉群已因虛榮心與權力欲而變態。林豆豆知道，第二天林彪就要被他們連哄帶騙地帶到廣州去。
根據林立果透露過的「另立中央」計劃，她憑一個人的常理思維，就能知道後果是多麼嚴重：共和國領袖的威信如此巨大，你們幾個人逃到廣州後，有幾個人會聽你的？幾個小時不就被人抓起來了嗎？讓林彪公開對抗毛澤東，不是拿雞蛋去碰石頭嗎？廣州軍區的指戰員聽你們的，還是聽毛主席的，這還用說嗎？失敗的後果是何等嚴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為了父親林彪不至被狂顛、失去理性的弟弟與母親引上絕路，她選擇了向8341部隊報案。
此前，林豆豆一直努力在不想讓中央知道的情況下，爭取大事化小，力圖說服林彪身邊的衛士長李文普、警衛參謀劉吉純等人，在不讓上級知道的情況下，私下攔阻林立果挾持林彪。事實上，從葉群通知她明天一早全家飛廣州這一情況來看，林豆豆這時已經意識到，如果聽其自然發生，林彪將到廣州，後果將不堪設想，林豆豆深知已經無力阻止林立果與葉群合謀的計劃實施，她決定只有向8341部隊報告了。
晚上10點左右，也就是林立果回家一小時左右，林豆豆決定向中央報告時，李文普仍然對林豆豆說，他根本看不出來有什麼異樣。他說：「關鍵問題是，我現在還搞不清楚，這些都是你從林立果那裡聽來的呀。」經林豆豆反覆說，李文普還是半信半疑，林豆豆要他去把林立果先控制起來，他說他沒有這樣的權力。
林豆豆又要李文普直接去對林彪報告。然而，如此重大的事，如此關鍵的時刻，如此明確的事實，林豆豆居然自己不敢去對父親說，而要警衛隊長去說。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林豆豆在性格上脆弱的一面，以及在潛意識深處的對父親的畏懼感。李文普說得也對，他說，讓他去對林彪說，這樣的事他怎麼說，要說的話，當然要你自己去說，要我去阻止首長上飛機，我只是他的下級警衛，怎麼能阻止首長行動？
以下是林彪警衛參謀劉吉純的回憶：
當天22點半左右，林立衡從裡面出來，要趕快去報告，我叫李文普一起去，李文普不去，只是反覆強調，說問題是我搞不清楚呀，情況是你從豆豆那裡聽來的情況呀。李還說，「林立果、葉群與林彪都說，明天去廣州，要是去了廣州，而真沒有發生什麼事，那可不得了。 如果真有什麼事，還可以在飛機上採取什麼措施，反正我們人多，我差不多已經對工作人員布置好了。」 （《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326頁，「採訪劉吉純記錄」）
當林豆豆表示只好自己去8341部隊，李文普則立即表示支持。林豆豆在劉吉純的帶領下，穿過小樹林，向駐北戴河的8341部隊最高首長張宏副團長報告，主要內容是，明天一早，葉群與林立果將帶林彪逃往廣州，然後可能逃到香港去。這是林豆豆的第一次報告。
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全國人民心目中崇高的副統帥要逃走，且可能要逃到香港去？換在當時，誰會相信？張宏也是半信半疑。他甚至懷疑林豆豆精神未必正常（後來他確實把這種懷疑在電話里告訴周恩來，並影響了周恩來，詳見下文）。但由於事情實在重大，又沒有時間證實林豆豆說的是否如實，張宏向林豆豆堅決表示，如果有人要挾持林彪副主席的話，他們會堅決阻止。張宏又立刻拿起電話，向他在北京8341部隊的直接上級領導張耀祠報告。
張耀祠接到電話後，第一反應是，讓張宏直接向林彪報告。可見，連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也認為，林彪首先應該知道這件事，並保護好自己。
應該說，這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關鍵點。張宏正準備去林彪處，卻遭到8341部隊二大隊隊長姜作壽的反對。姜的理由是，情況複雜，林立果有槍，萬一回不來了怎麼辦？這樣，張宏就沒有採取這關鍵的一步。
如果張宏向林彪直接報告了，會是什麼結果？這裡人們可以自由發揮想象。但肯定會與後來實際發生的一切，有很大不同。歷史往往被許多偶然事件左右。姜作壽的話並沒有多少道理，其實，多派幾個人一起去向林彪匯報，警衛都有武器，人多勢重，林立果能怎麼樣？
北京的張耀祠放下電話後，立刻向汪東興報告，汪東興則向人民大會堂內正在開會的周恩來報告。內容是：張宏(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從北戴河打來電話，稱林彪女兒林豆豆來部隊報告，明天早上6點，葉群和林立果將「挾持」林彪出逃，先去廣州，再去香港，今晚20點已經調來了林彪專機。
周恩來對汪東興轉達過來的有關林豆豆報告的消息，感到實在太突然了。
周恩來說：「什麼? 葉群、林立果要帶林彪逃跑? 是不是又鬧什麼矛盾了? 情況可靠嗎?」因為周恩來深知林家矛盾很多。
汪東興說：「可靠。」周恩來問：「他們要去什麼地方? 部隊同志怎麼看? 還弄不清是真是假。請告訴張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動向。」
周恩來並沒有要8341部隊先把林立果控制起來，因為他本人在沒有任何其他消息來源的情況下，無法相信林彪女兒的話。
周恩來打電話給葉群，讓葉群心虛
林豆豆下決心報告，通過李文普、姜作壽、張宏、張耀祠，再通過汪東興，轉達到周恩來，經過了六道關口，周恩來得知消息，應在晚上10點半左右。
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接到的最讓他感到意外的電話，周恩來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據當事人回憶，林豆豆過去確實患過病，家庭矛盾十分嚴重。周恩來還親自處理過，此前周恩來也沒有任何其他消息來源，面對如此突兀的消息，他很難聽信林豆豆單方面的反映。尤其是針對副統帥這樣地位崇高的黨的接班人，周恩來必須慎之又慎，但要作進一步調查的時間已經沒有了。在沒有其他消息來源的緊急情況下，如果單聽林豆豆的活，去阻攔自己的上級出行，這在組織原則上也是不合適的。必須做得更細緻，既要防範可能發生情況，也要留些轉圜的餘地，不至於得罪林彪。
在這種兩難情況下，周恩來決定，一是通知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與海軍司令員李作鵬，前者主管256號專機，後者主管該飛機所在的山海關機場。通過這兩個人，讓北戴河的256號專機立刻飛回北京。
正在山海關機場的256號專機駕駛員潘景寅接到飛機必須馬上飛回北京的命令時，在思想上已經完全受林立果、周宇馳支配（詳見下文）。他故意回覆說，該飛機出現有故障，正是維修中，飛不回北京。
周恩來為防止飛機仍然可能在此後起飛，立刻要求吳法憲給256號專機所屬的北京空軍打電話，再命令李作鵬給飛機所在的山海關機場通電話，命令在沒有經過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同意的情況下，禁止山海關機場的任何飛機起飛。
吳與李都是林彪嫡系部下，周恩來把吳法憲、李作鵬都拉進來一起解決問題，表明周在當時完全不懷疑林彪與他的這些老部下會聯合起來有異動，如果他對這些人有所懷疑，完全可以跳過吳、李，直接向吳法憲的上級蕭勁光大將下達命令。周還是按正常程序，下達防止事態發展的命令。
由此看來，飛機即使留在山海關機場，哪怕它已經修好了，由於沒有四個人的同意，任何飛機也飛不起來。林彪是不可能通過其他方式離開北戴河的。周恩來沒有權力阻止林彪的自主活動，但卻總可以找到理由不讓飛機起飛。應該說，周恩來這樣處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是很合理的，甚至可以說是萬無一失的了。
周恩來在這樣處理後，接下來又於晚上11點20左右，給北戴河林彪寓所的葉群直接打電話。
周恩來問，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專機?
葉群先說不知道，稍頓了一下，還是老老實實地承認是有一架專機，說是我兒子坐來的。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我們要上天轉一轉。
周總理問，是不是要到別的地方? 葉回答，原來想去大連，這時天氣有些冷了。
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群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
周恩來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
葉群嚇了一大跳，趕快勸總理不要來。確實，周恩來讓正在北京西郊機場坐鎮的楊德中(中央警衛局政委)準備飛機。(《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266頁，「採訪時念堂記錄」)
其實周恩來這是在客氣地給葉群打招呼，讓她知道，中央已經知道他們可能要在明天乘坐這架飛機，並以天氣不好為由，婉言勸他們不要動身。這樣說，並沒有得罪林彪，應該說是很有分寸的。
在當時的條件下，周恩來這樣做，表面上看來十分穩妥：現在我周恩來預先通知你們不要飛了，萬一明天你們發現飛機需要經過四人批准才能起飛，請不要怪我，因為我已經向你們打過招呼了。如果有必要，我現在都可以過來。有什麼情況，我來了再與你們細論。說起來仍然是很婉轉溫和，像老戰友談家常一樣，周認為這樣是最好的處理了。
周恩來為什麼說要深夜親自來北戴河？在別人看來，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但事實並不如此，某種意義上，周可能已經猜想到，萬一林彪真要出走，是與幾天前領袖的南巡講話中，林彪本人受到領袖的點名批評有關。周很願意私下與林彪討論這件事，做個和事佬，商量緩和領袖與林關係的問題。不要把事情鬧大。其實，周認為，領袖與林關係比什麼事都重大，此時來，正好可以表明自己化解領袖與林彪矛盾的誠意。在當時，周並不知道林立果搞政變的事。
周恩來接到北戴河如此重要的報告以後，卻並沒有在第一時間直接告訴跟毛主席，原因是他不希望拿一個沒有確實搞清楚的事情，去驚動剛從南方回來、正在入睡的毛主席。另外，他希望不要立即進入敵對性思考與處理的階段，由於沒有讓毛知道，他也有更大的自由處置權。
周恩來這樣做，雖然看上去萬無一失，但實際上，其中有一個「程序漏洞」是他沒有考慮到的。那就是，他能保證控制飛機的駕駛員潘景寅聽他的話嗎？如果256號專機機長實際上只聽林立果的，不聽周恩來的，那麼，周恩來直接打電話給葉群，不但沒有用，反而會打草驚蛇，讓葉群知道中央已經掌握了他們全家將出走的消息。這反而會刺激對方走得更急，事實上，後來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
葉群與林立果決定當晚提前北逃蘇聯
如果周恩來沒有打這個電話給葉群，歷史就會重寫了。因為林立果他們將於明天一早去山海關機場，再從那裡乘潘景寅駕駛的256號專機，順利飛往廣州。那以後發生的情況只有以下兩種可能。
第一種情況是，中央有足夠時間，決定直接關閉山海關機場，讓潘景寅無法起飛，林彪一家根本無法出行。
第二種情況是，林彪一行即使順利飛到廣州，也會在廣州成為瓮中之鱉，林彪及林立果小集團將在廣州被一網打盡，溫都爾汗將不會出現空難事件。
然而，這一切都被周恩來的一個電話改變了。
周恩來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是想通過打電話給葉群，試探真實情況，並打招呼，暗示明天早上你們的飛機飛不了了（因為周已經指示，必須要有四個人簽名才放飛機起飛）。然而，從後來發生的後果來看，這樣做實際上效果相反。一是周沒有料到，飛機駕駛員潘景寅的態度完全倒向林立果一邊，因為飛機起飛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潘景寅手中，在潘景寅的心目中，林立果肯定就代表副統帥林彪，吳法憲與李作鵬已經約束不住256號專機駕駛員了。
其次，林立果的問題，要比周恩來想象的嚴重得多。周原來只以為，即使按林豆豆報告，林彪要去廣州或香港，也是因為林彪在毛的南方講話中受到批評，但他認為問題並沒有那麼嚴重。周說要來北戴河看林彪，多少也有轉圜的意思，他打電話給葉群態度溫和，也是出於這樣的原因。
葉群放下電話機後，立刻打通了黃永勝家裡的直通電話，對方沒有人接，葉群由於心虛，驚恐之中，以為林彪最得力的助手黃永勝也已經被中央控制了。她以為中央已經掌握了他們的政變圖謀。其實，黃永勝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與周恩來一起開會，休息時正在打牌呢。
在歷史關鍵時刻，葉群心理素質極其低下的缺陷，讓她做出致命的誤判。其實她只要冷靜想一下就可以判斷，如果周恩來真的已經掌握林立果的全部陰謀，周本人會不考慮自己的安全而直接趕過來嗎？周說馬上來北戴河，就說明問題並沒有暴露。而心虛的人想法正好相反。她與林立果認為大事不好，必須提前逃離。這兩個處於極度焦慮與惶恐中的人，立即做出決定，放棄第二天清晨南逃廣州的計劃，決定當晚直接北飛蘇聯。
一方面，周恩來由於條件有限，無法了解問題的嚴重性，打電話想摸底，卻打草驚蛇，另一方面，葉群則是驚弓之鳥，草木皆兵。葉周這兩者的互動，就促發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件即將發生。
葉群與林立果在慌忙中把林彪叫醒，以極大力度呼叫「有人來捉你了」，必須趕快走才能逃命。林彪剛入睡後不久，藥力正在發作時，被突然叫醒，完全沒有恢復日常的判斷力。在無力自主判斷的情況下，林彪多年來已經習慣於本能地受葉群支配。林立果命令小陳和小張快給林彪穿衣服。勤務員張恆昌回憶，林彪入睡前服了安眠藥，比平時晚睡了15分鐘，是被從床上拽起來的。穿衣服時還迷迷糊糊，沒有一點自主動作，完全由兩位勤務員擺布。
從北戴河寓所出發去機場以前，林立果做了兩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在11點40分左右，林立果打電話給正在北京家裡的周宇馳，當時的周宇馳正在準備第二天一早從北京西郊空軍機場南逃廣州。林立果通知周宇馳，取消第二天一早去廣州的計劃，並告訴他，自己將與林彪葉群等立刻北逃蘇聯。要周宇馳也趕快設法找飛機北逃，以後在境外會合。根據周宇馳女兒多年後的回憶，那時晚上北京天氣還很熱，他們家人都聽到隔壁打開的窗戶里，傳來的周宇馳接聽電話時的緊張口氣。
（這裡順便交代一下周宇馳這批人的下落。1971年9月13日，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等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升機北去。直升機駕駛員起飛後不久發現他們外逃的企圖，後瞞着他們，將飛機轉向南飛，並將飛機降落在北京郊外，駕駛員犧牲，周宇馳、於新野自殺，李偉信被捕。）
林立果做的第二件事，是直接打電話通知在山海關機場宿舍中休息的潘景寅，通知他：當晚首長就要去廣州，半個多小時後就會到達機場，要他立即準備飛行事宜。並要求他帶的機組人員越少越好，因為副統帥處於危險中，行動絕密，這是一項極為重要光榮的政治任務。為誓死保衛首長，必須堅決保守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一定要誓死完成黨交給你的政治任務。
這個給潘景寅的電話，根據作者的推斷，應該是由林立果在北戴河家中親自打的，而不是周宇馳從北京自己家中打的，根據周宇馳女兒後來寫的回憶錄，周宇馳當時在北京家中，家中通訊條件很差。
人們會問，林立果、潘景寅均死於溫都爾汗沙漠之中，周宇馳也死於北京郊區田野上，他們是否通過電話，電話中講什麼內容。你怎麼知道？作者在這裡只能說，這是根據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做出的唯一合情合理的推論。
林豆豆第二次報告
大約晚間11：30分左右，葉群通知林豆豆當晚馬上就要去廣州，要她立刻回房間去收拾行李。這時，除了葉群與林立果，沒有任何人知道此行的方向是北逃蘇聯，林豆豆也以為，林立果與葉要帶林彪馬上飛廣州。事不宜遲，於是，林豆豆第二次去大隊部向張宏報告，林豆豆從林彪所住的96樓趕到自己住的56樓，再到警衛部隊所在的58樓，時大約在11:45左右。
這次周恩來從林豆豆的第二次報告得知，林彪當晚就可能動身，而且知道是林彪自己主動走，並非林豆豆說的挾持，他以為林彪要去的地方，仍然是廣州。只是行程提前了，在這種情況下，周怎麼辦？
林彪是上了黨章的接班人、副統帥、黨的第二把手，他有權去他想去的地方，從組織原則上說，周恩來沒有權力阻攔林彪的自主行動，最多只是勸告或建議。李文普說過的一句話是對的，在沒有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情況下，周恩來是林彪下級，他怎麼能阻止自己上級的行動？既然林豆豆過去曾患過神經系統的病，說的話就很難算數，萬一沒有這些事，周怕林彪怪罪：憑什麼不讓我起飛？根據周恩來的謹慎的性格，確實有可能這樣。
由於周恩來當時完全不掌握林立果與周宇馳的陰謀，沒有意識到和料到問題的嚴重性，而認為林彪去廣州無非是因與毛主席關係緊張，林彪擔心受「迫害」而去避難，所以，當8341部隊請求是不是要攔阻他們上車時，周認為，在確定是林副主席自己要走的前提下，那就「緊緊跟上，注意觀察，有情況及時報告」。
林豆豆第三次報告
葉群先是對林豆豆說第二天早上一早走，林豆豆問早上什麼時候，葉群不耐煩地說，會通知她的。沒有多久，估計十幾分鐘，葉群通知說現在馬上走，於是林豆豆又立刻去自己信的56樓，再去警衛部隊所在的58樓，向副團長張宏報告。
這是她第三次向8341部隊副團長張宏報告，說他們 (葉群、林立果)已經從床上拽起了首長，情況十分緊急! 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 汽車再有10分鐘就要開動了! 你們快! 快呀！部隊為什麼還沒有行動? 為什麼還不進行阻攔！
當林豆豆哭着要求張宏下命令立即阻攔林彪等人乘坐的大紅旗衝下來時，張宏這個老軍人卻一聲不啃，表現得猶豫不決。這是因為，剛才周恩來給他的明確指示是「注意觀察，緊緊跟上」，而不是去阻攔林彪座車。於是他再次接通了打給北京的張耀祠，向北京請示。
北京的中央警衛團團長、中辦副主任張耀祠立即將情況通過汪東興轉告給人民大會堂的周恩來。周得知林彪要立即走，也以為林是要提前去廣州。在來不及請示毛主席的情況下，周仍然決定「緊緊跟上，注意觀察，有情況及時報告」，並通過張耀祠轉達給張宏，要林豆豆也一起上飛機。張宏對林豆豆說：「中央指示你們跟看上飛機，跟着走。」
林豆豆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會要她也上飛機，她直接抓過電話，與張耀祠通話。林豆豆是這樣回憶的：
「我一把從他手裡奪過話筒，對張耀祠簡單地報告了一下緊急情況，強調說林彪是被騙的，不是要跑等等。現在情況十分緊急，請求他下命令叫部隊攔阻。張耀祠答應着。我不斷地急促呼喊，張團長! 請求你現在就下命令。現在就下命令! 一分鐘也不能耽誤了!他還是嗯，嗯，接看他說要再請示。」 (前引「採訪林立衡記錄」)
對方再次肯定這是上級指示，就是要她一起上飛機，跟林彪走。林豆豆堅決拒絕，並在打電話的8341部隊值班室里痛哭起來。當時值班室里有十多個軍人在場，包括劉吉純、楊森、張清林，以及姜大隊長、曹中隊長等8341部隊的眾多幹部。這些當事人事後都對林豆豆的回憶沒有提出公開質疑，林豆豆所說，應該是真實的事。
周恩來為什麼要林豆豆也一起上飛機？在常人看來，這確實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這是多年來學術界都難以解釋的問題，有的學者乾脆就否認周恩來可能說過這樣的話。但林豆豆言之鑿鑿，她指名道姓的當時在8341部隊值班室的在場者，大都健在。他們沒有人出來否認這件事。
時任毛澤東機要秘書謝靜宜回憶錄中的一段敘述，有助於我們理解周恩來的動機。該書記載，913事件以後不久，周恩來派謝靜宜去陪即將從北戴河回北京的林豆豆住一段時間，周恩來說，因為謝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由她去陪伴，會讓林豆豆更放心。
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待謝靜宜並交代這一任務時說，他9月12日晚上11點多接到林彪警衛團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以前，根本不知道林彪要想逃，聽到林豆豆的報告以後，他完全沒有思想準備，還懷疑林豆豆是否有精神病。周說，連北戴河警衛團副團長張宏打電話過來時，也這麼認為。
這段史料很重要，特全文轉載如下：
「總理向我介紹了林彪出逃的簡單情況之後說:『要不是林立衡向中央報告了，我們都不知道哇，連張洪（引者按：應為張宏，當時負責林彪警衛工作的警衛團副團長)聽林立衡一說都不敢相信，以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
「總理接着說:『後來還是相信她了。儘管豆豆報告得遲了一些，但是她爸爸媽媽察覺以後倉促出逃，他們的機組人員沒有準備好，有的還沒有上去，沒到齊，就起飛了，連個舷梯都沒有搬，用了一個小梯子爬上了飛機，致使在溫都爾汁墜毀。』總理一邊吃飯，一邊對我說:『如果林立衡不報告，我們都不知道，不打電話問他們，他們可以從從容容地逃走，那事情就大了。』」（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記》第6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出版。）
從這一段史料中，可以看到周恩來受張宏很大的影響，汪東興回憶中也提到，周恩來在沒有其他消息來源的情況下，聽到林豆豆第二次的報告後，他的第一反應是，「部隊同志怎麼看」，可見周恩來當時重視張宏的意見。這是很關鍵的。而張宏回答周恩來，他不太信林豆豆的話，「以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張宏的這一態度看來確實影響了周恩來。周恩來也承認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當時周恩來並不完全相信林豆豆的「一面之詞」。林彪是黨的副主席，周只是常委。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面，他不能以常委的名義去命令副主席的飛機不能起飛。當林豆豆第二次報告林彪要被挾持南逃廣州時，他仍然不相信林豆豆說的是真話，林豆豆過去有過神經系統的病，她的話不足全信，他更傾向於認為是林家有矛盾，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他讓林豆豆上飛機，也是出於緩和家庭內部矛盾的考慮。周恩來的意思是，既然豆豆患了病，還是與家人在一起吧。但林豆豆的話也不可完全不當真，所以要求8341部隊「注意觀察，緊緊跟上。有情況及時報告。」
周恩來對謝靜宜的談話中，其實也是暗示自己是受到張宏的影響，才讓林豆豆一起上飛機的，眾所周知，謝靜宜是毛主席十分信任的秘書。周恩來在談話中不經意地透露出這一點，似乎也可能是想通過謝靜宜向毛主席解釋，為什麼他當時會這樣決定。
也有人會考慮，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周恩來明知林彪要被毛主席打倒，出於對林彪的同情，故意放林彪一條生路，讓他與全家人一起逃走，出國避難？讓林豆豆一起上飛機，也就是成全他們全家團聚在一起的善舉? 從邏輯上說，既然當時周完全不了解林立果政變，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也不知道飛機會墜毀，鑑於劉少奇死得如此之慘，讓林彪這個老戰友出去避難，也是一種人情味吧。
作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周恩來為人極為謹慎，他絕對不會放走毛主席所反對的人逃離本國去外國避難。從文革中周對劉少奇、賀龍的態度來看，從1973年周在病中對毛主席的誠懇檢討來看，周的這一政治原則決不允許他越出這樣一步。
周恩來的這一態度對以後事件的走勢有重要影響。既然周都指示林豆豆上飛機，那麼，張宏更沒有理由去積極阻攔林彪去機場了。張宏作為軍人，又是個老紅軍，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將繼續執行「緊緊跟上，注意觀察，有情況及時報告」的既定指示。此後他也從來沒有下達命令讓部隊進行攔截。
林彪寓所亂成一團
讓我們回到林彪出發前的場景中來。據8341部隊二大隊衛兵後來回憶，林彪住地很亂，搬東西的人來來往往。
警衛參謀劉吉純回憶說，「林立果還是一個孩子，從沒經歷過這樣的突變，做不到處變不驚。他舉着槍，從這屋竄到那屋，嘴裡亂喊。」(《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採訪劉吉純記錄」。)
勤務員陳占照回憶: 「我走出客廳，看見林立果和葉群像熱鍋上的螞蟻，葉群披頭散髮，林立果跑來跑去，忙着調車，十分着急的樣子。」（《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第338頁，「陳占照揭發材料」。)
從葉群在12日晚上11:40左右叫醒林彪，到林彪上車離開住地，林彪在這短短20分鐘的時間裡，也不可能考慮更多了，可以推斷的是，林彪得知林立果居然搞了謀刺毛主席這樣的驚天大事後可能認為，既然葉群已經得知最新消息，那就是中央已經知道，並且已經派人來抓他了，那他也只能逃命了。
也有人會說，既然林彪並沒有參與林立果的具體政變計劃，他只是剛才不久，才得知實情的，那麼，他把問題向組織說清楚，劃清界限，不也沒有事了嗎？為什麼要採取出逃這一下策？其實，他對毛主席的長期不滿，他與林立果長期的私密政治關係，是經不起審查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唯有逃命了。
一旦做出這樣的決定，林彪還是能做到表面上處變不驚。他淡淡地問了勤務員，行李放到車上去了嗎？對方說在另一車裡，他也沒有多問。當年臨危時刻的習慣，似乎再次被激活了。他對勤務員陳占照說，說此行是去大連，過十天還要回來，以後還要上北京天安門，東西就不必帶多了。兩位隨身護士這次也不帶走了。
日後無論有多少壓力，勤務員陳占照都堅持稱這是林彪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以後也沒有改口。看來這真是林彪說的原話。
對這話如何理解？既然葉群拉他起來時，大聲對他說「有人來抓你了」，這話說得很響，在場的很多人都聽見了，為什麼林彪還對勤務員小陳說，「過十天我還要回來，還要上天安門城樓」？
作者本人對此的解釋是，這是林彪故意說給後勤聽的，並不能當真。林彪確實是準備出逃了。聯繫到林彪上飛機時毫無尊嚴地在冷風中禿着頭，喘着氣，連帽子都沒有戴，就急促地爬上飛機上臨時掛下來的軟梯，很難想象，他是準備十天後回來再上天安門城樓，享受群眾的鮮花與掌聲歡呼的。
於是三人急忙出逃。林立果葉群扶着林彪，急忙上車，林彪的座車突然從山上往下面沖，守衛部隊來不及作反應，就讓林彪座車衝下山了。
林彪專車已經衝下山了
晚11點55分左右，林彪的大紅旗轎車從96號樓沖了下來，路兩旁的警衛士兵們本能覺得不正常，但沒有人敢在沒有命令的條件下主動阻攔。戰士衝着張宏紛紛嘶喊：「副團長!副團長! 一輛黑車從上邊下來了。現在還不叫我們衝上去，還等什麼時候? 」
由於是林彪主動出門，並自己上了車，林寓所的警衛人員與寓所外值勤的8341部隊，沒有得到北京明確阻攔的指示，誰也不敢阻攔。
姜作壽大隊長在58樓駐地路邊上高高舉手示意停車。林彪轎車直接衝下來，阻攔者本能閃開。這一動作，才讓車坐在前排副駕駛座上的衛士長李文普猛然醒悟。李文普此前一直不相信此事會發生，此時他突然對司機楊振剛下命令，要立即停車。
李文普乘機跳下車，此時槍聲響了，李文普受了傷，有人認為，這是李朝着自己開了一槍。李文普則堅持說，他聽到林彪在車裡向林立果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才知道林彪是主動出逃。他不願意跟着走而跳下車。於是林立果朝他打了一槍。
然而，對李文普的說法，邱會作在回憶錄里明確表示是，李文普是在說謊，因為林彪對伊爾庫茨克的距離實在太熟悉了，林彪本人就去過伊爾庫茨克，且珍寶島衝突後，林彪天天在看中蘇邊境地圖，怎麼會不知道此地距離？
根據作者推斷，林彪很可能並不知道此行是要北逃蘇聯，他仍然以為此晚逃的方向還是廣州。作者個人判斷，邱會作的話是對的，林彪不會在車上問「伊爾庫茲克有多遠」這樣的小兒科問題。
理由有兩點，第一，因為林彪入睡前，已經同意明天一早是去廣州的，這一點李文普回憶中已經明確記述了，林立果與葉群把林彪叫醒後，一旦直接把計劃逃往蘇聯的事告訴林彪，葉群、林立果最擔心的是節外生枝，萬一林彪不同意，並爭執起來，不肯上車，那就麻煩大了，當時只有短短十來分鐘時間作離家前的逃跑準備，這肯定會耽誤出逃時間，而此刻，時間對他們來說，比什麼都重要。
其次，把林彪叫醒時，勤務員多人都在林彪臥室，根本沒有機會單獨對林彪說方向已經改為北逃蘇聯，只能順水推舟地對林彪說，去廣州的時間提早了。林彪有很大可能是被哄着上飛機的，是在以為去廣州的情況下，為逃命而上飛機的。再說，葉群欺瞞哄騙林彪，已經是家常便飯，習慣成自然。
更重要的理由是，林彪也決不會在車上公開向林立果問「伊爾庫茨克有多遠」這樣敏感的問題。因為李文普這個8341部隊的衛士長、司機楊振剛，這些人都是外人，就在同一輛大紅旗上。他怎麼敢在如此密封的空間裡，當着這些外人的面，公開自己要叛國投敵的私密？須知衛士長身上是帶槍的。
林豆豆的未婚夫張清林是部隊外科醫生，他回憶說，他當時就在場，並驗過李文普的傷，他指出，李文普的槍傷中的彈道位置表明，決不可能是林立果開的槍，除非林立果的槍中發出的子彈會轉彎。
那麼，李文普為什麼要對自己開槍，他已經逃下車了，開槍自傷對他有什麼好處？他的動機是什麼？有學者就提出這樣的疑問。作者的推斷是，李文普開槍自傷，是給組織看的，證明他不是林彪一夥的，並以此證明，他作為林彪的衛士長而不願意隨林彪上飛機，是有理由的，並以此來表現自己的鬥爭立場。
李文普就是距離8341部隊門口約30米的地方下車的。這應該是8341部隊進行攔阻的好機會。但仍然沒有人阻攔。
林彪乘坐的轎車從96號樓衝下來，到開往山海關機場的路上，居然沒有受到8341部隊的攔阻，這件事確實讓人費解。李作鵬在回憶錄里驚嘆，至少有許多種辦法來阻攔林彪的轎車前往機場呀，所有這些都沒有做，以至於李作鵬錯誤地推斷，根本原因是，「上面有人不是要阻攔林彪上飛機，而是唯恐林彪不上飛機」。
北戴河駐地有那麼多警衛人員，路邊是黑壓壓一大片青年戰士，為什麼林彪沒有受到阻攔？其實也不難理解，就因為這是林彪主動出行，這就打亂了張宏、姜作壽、李文普、劉吉純這些警衛人員原先預想的計劃。他們原來根據隊的報告，以為是葉群與林立果要挾持林彪走。既然是挾持，那就很好辦：一旦對方採取挾持行動，馬上把這些人抓起來就是了。林立衡當時在8341部隊駐地向張宏第一次報告時問，萬一他們挾持林彪逃，你們怎麼辦？張宏說得很乾脆:沒有問題,我們立刻把他們抓起來。當時他還做了一個很專業的擒拿動作。
然而，從此刻發生的情況看來，林彪明明自己主動上了車，張宏就陷入了兩難：攔阻，你怎麼敢攔副統帥的車？誰命令你這樣做？林豆豆一個人說的話就能算數？不攔，林豆豆說他們挾持林彪，當然要保護林彪，是組織交給自己的任務。當時所有的警衛都陷入這種兩難矛盾之中，有一位中隊長只能在大紅旗開出去以後，站在車的背後，用手槍射擊輪胎。這也只是他本能的自選動作。
張宏不得不再次接通北京中央警衛團總部的電話。汪東興再次請示民，周恩來由於時間緊迫，沒有掌握確切證據，鑑於林彪處在黨內處於僅次於毛主席的至尊地位，仍然不敢冒然下達阻攔命令。張耀祠在電話里傳達周恩來的指示說：「那就讓部隊快追吧。」
關於這一點，李作鵬的話值得參考。他說，周恩來的難處使他採取下策，周恩來對這樣一件驚天大事的處理，出於自保的需要，在猶豫與權衡利弊之間，錯過了最佳攔截時間和最佳方案。（《李作鵬回憶錄》下冊，第891頁）
自從大紅旗從北戴河開出後，8341部隊遵照周恩來「勸阻林彪不要上飛機」的指示，先後組織了8輛車70多人，由張宏副團長帶隊去追。甚至先行的車見到大紅旗從後面追趕了上來，還不得不本能地讓開路，讓林彪的車先走。並緊跟在林彪的大紅旗後面追。
北戴河指揮所的某指揮人員向山海關機場打電話，要求機場方面不可讓飛機起飛。山海關機場接到這個電話的值班人員，則把電話內容轉達給潘景寅，而潘景寅此時已經鐵了心認定，林彪是受黨內某種勢力的迫害，必須誓死捍衛林彪副主席的安全。他根本不會聽。
林彪的大紅旗在13日零點18分左右到達山海關機場北門。林立果衝着警衛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門鎖上。」 後面最先趕到的吉普車不論怎麼按喇叭，門衛都不開門，裝聽不見。後來吉普車上的人火了，命令跟上來的卡車硬把鐵門撞開，門扇都撞得翹起來了。
見證人回憶，林彪的大紅旗一直開到256號專機前。沒等車停穩，「年輕的軍人」就下了車，拿看手槍，叫着「快快快，飛機快啟動」！一個胖女人則大喊：「有人要害首長，油車快讓開，讓我們走。」林立果與葉群已經處於極度亢奮與情緒失控之中，當時的場面亂成一團。
終篇 離離原上草
駕駛員潘景寅為什麼竭力配合林彪上飛機
這時，山海關機場裡，最關鍵的人物是256號專機的駕駛員潘景寅了。用副駕駛員康廷梓的話來說，這位專機師（專門執行專機任務的空軍第34師100團）的副師長兼機長，平時言語不多，性格偏於內向，但頭腦冷靜，處變不驚。他竟敢在三更半夜單槍匹馬，連領航員、副駕駛都不要，只帶三個機械師，冒着極大的危險，就成功地駕機起飛了，可以說，這創造了一個人駕駛中型運輸機成功起飛的飛行奇蹟。世界上也絕無僅有（估計以後也不會有），他這樣做，肯定有他自已的理由。
潘景寅為什麼會這樣做？隨着康廷梓回憶錄的出版，這個謎團可以得到解釋了。康十分幸運地沒有被潘景寅叫醒一起上飛機。也幸好是這樣，才讓我們有可能根據他的判斷，來破解這個巨大之謎。康廷梓說，他對這個問題，反覆想了幾十年。他的判斷是，長期以來，潘景寅深受林立果的政治宣傳的影響，把林立果當作林彪的化身，以「路線鬥爭」的政治高度來聽從命令。
據康廷梓回憶，在913事件發生前不久，林立果一夥就在專機師散布「階級鬥爭複雜論」，說空軍司令吳法憲等在中央召開的九屆二中(廬山)全會上，是反對毛主席與林副主席的，要解決「跟人」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西郊機場接見了專機部隊團以上的幹部，在會上沒有點名地進行了一番「階級鬥爭複雜論」的煽動講話。在極左的政治氛圍中，潘景寅對此是深信不疑，他當時也根本不知道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被毛澤東批判的事，在他看來，忠於林彪與林立果，就是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最大的忠誠，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環境中，出現這種政治思維定式，並不意外。
概括推斷，可以肯定的是，林立果與葉群於當晚11:30前後決定立刻北上飛逃蘇聯，後大約在晚上11:40左右，林立果從北戴河給山海關機場的潘景寅打電話。林立果在這個電話里告訴他，林彪即將從住地出發，立刻去廣州，為了林彪首長的絕對安全與保密，參加這次航行的機組人員，越少越好。
林立果為什麼提出這樣的特殊要求？明里說，是為了保守首長行動的機密與安全，實際上則是因為，林立果在起飛以後，勢必要用槍威逼潘景寅立即改變航向，由南向北飛出國境，到那時，如果機組人員是人多勢重的九人團隊，單憑林立果與劉沛豐的兩把手槍，是無法控制局面的。
那麼，潘景寅為什麼會同意儘可能少帶機組成員？儘管256號專機是個中型運輸機，操控難度很大，但潘景寅以為，去的目的地是廣州，廣州機場有着完善的地面導航設備與燈光引導裝置，憑他的技術與經驗，一個人駕駛飛機在廣州安全降落，應該沒有問題。
潘景寅認定，考驗一個共產黨員的光榮時刻到來了，他出於對副統帥的敬重，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在林副統帥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必須聽從林立果指示，讓副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至於其他的，是黨的最高機密，是自己不應該知道的。自己的責任就是完成首長交給自己重要任務。
按康廷梓的說法，在當時的政治氣氛里，如果潘景寅對執行林彪專機任務的正確與否產生任何懷疑的話，那才是不正常的，是違背邏輯的。因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後，除了在黨內關起門來批判陳伯達之外，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林彪有什麼問題，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沒有。林彪具有「偉光正」的強大的光暈，任何懷疑都是不可能的。
潘景寅放下電話後，馬上讓調度室主任電話通知海軍場站要加油車。這是因為從北京來山海關機場後，由於飛機自帶的壓力加油接頭與山海關機場油車上的接頭不配套，沒有加足油。13日零點05分，潘景寅走出調度室，把睡在第三個房間的三位機械師輕輕叫起床，並讓他們立刻上飛機進行起飛前的準備工作，並有意不叫另外房間裡的領航員、通訊員與副駕駛員等其他五人起床。此刻的潘已經下定決心自己一個人駕駛飛機上天了。
再接下來，潘景寅一聲不響地回到了調度室主任的房間坐着，一邊守着三部電話，也守着那位調度室值班主任，隨時準備阻止他通過電話去叫醒其他成員起床。潘景寅的「盡心盡責」，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零點22分，林彪的黑色大紅旗轎車急速開到了機場，在停機坪上的256號專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潘景寅聽到大紅旗開進停機坪的聲音，立即起身，從調度室直接快步跑向飛機。
葉群、林立果處於極端亢奮、緊張與惶恐之中。林彪本來就是一個精神與身體都不健康的病人，兩個多小時以前，即林立果從北京返回北戴河以後，這個給他與全家帶來災難的兒子，才突然告訴他在北京搞政變失敗的實情，他在震驚之後，也不得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去廣州避難。當他剛睡下不久，葉群又急促叫醒他，告訴他有人來抓他了，在林立果與葉群極度惶恐與焦慮氣氛的影響下，他的日常判斷力下降，也變得六神無主。林彪沒有戴帽子，在9月北京寒冷的秋風中，他光着頭，脖子上圍着葉群的女式圍巾，喘着粗氣。與當年決戰疆場的「戰神」相比，此時的林彪已經是判若兩人。
機艙門口還來不及安放大型登機梯，只有一個隨機攜帶的能夠摺疊的便梯，葉群先上飛機，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況下，才笨拙地爬上飛機的。林立果一手持槍，最後一個登上飛機。
潘景寅駕駛的飛機強行進入跑道，在沒有燈泡指引的黑暗中強行發動。此時另外五個機組人員已經得知消息，他們立刻起身，飛速跑向正在發動的飛機，但已經追不上了。他們沒有趕上這次死亡飛行，這成為了他們終生的幸運。
追趕林彪座駕的8341部隊的汽車也在此時趕到，見到256號專機正在向跑道開動，不知所措，想攔又不敢攔。
與此同時，山海關機場也接到北戴河8341部隊基層負責人打來電話，電話強烈要求他們阻止飛機起飛，然而，山海關機場與8341部隊分屬不同系統，彼此並不熟悉，這一命令可以被認為來源不明，聽電話的人無法證實其權威性，也無法採取有力行動，致使機場中一片混亂，有旁觀的，有叫喊的，沒有統一指揮。
有的機場海軍人員，由於不知林彪就在即將起飛的飛機里，所以反而敢於前去攔阻，卻不知應該如何攔阻。
正在遲疑時，沒有趕上飛機的其他機組人員，對着海軍人員的汽車大聲喊「趕快直接開到跑道前面去！」，然而卻還是晚了一步。256號專機此時如同醉漢一樣，在沒有地面燈光指引的黑暗中，跌跌沖沖地飛向天空了。此時是的9月13日零點32分。從林彪座駕開到機場再到飛機起飛，一共只十分鐘。
256號專機為什麼墜落於蒙古沙漠
飛機起飛後，這架飛機里發生了什麼事？由於機上所有的人都葬身於蒙古溫都爾汗，我們只能根據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信息，來加以推斷了。
潘景寅以為目標地是廣州。飛機上天后一開始是向南飛行，不久，林立果支開了駕駛艙里的機械師，機艙里只剩下林立果與潘景寅兩個人，（或許還可能加上劉沛豐，以增加對潘景寅的壓力與聲勢。）林立果把機艙門關上後，就用手槍威迫潘景寅改變航向。
駕駛員潘景寅別無選擇，只得改變航向，向北飛行。從飛行軌跡上看，這個大彎轉了足足有20分鐘，才調整到325度的外逃航向。
由此可以推斷，正是在這20分鐘裡，潘景寅經歷了極度震驚、內心的矛盾掙扎、在抗爭與服從之間的猶豫，考慮到直接抗爭會導致機毀人亡的後果之後，才不得己地屈從，當時的256號專機在黑暗天空中飛行的軌跡，如同一個倒寫的大問號。
凌晨1點55分，256號專機在起飛83分鐘後，飛越中蒙邊境44號界樁，接下來就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飛機起飛時，油料只有12.5噸。經過此段飛行，飛出國境時，機上的油量大約還只剩下5噸，即使在正常情況下，飛機也只能再持續飛行四十分鐘。這樣的油量肯定飛不到伊爾庫茨克，如果繼續北飛，再過去就是西伯利亞山林地帶，在那一片荒野，夜間進行機場外的迫降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那麼，不去伊爾庫茨克，轉飛烏蘭巴托如何？飛出中國國境的44號界樁時，大約還有510公里才能到達蒙古國的首都烏蘭巴托，如果三叉戟飛機一直在9000至10000米的正常高度，也即最省油的經濟高度飛行，到達烏蘭巴托，或許是勉強可以的。然而，為避免被雷達發現，256號專機始終是在海拔3000米的中低空飛行，耗油量比一萬米高空的正常飛行要大很多，至於大多少，飛行員無法掌握，但現有的油量，肯定也到不了烏蘭巴托。
由於沒有領航員、通訊員與副駕駛員的配合。飛行員甚至不知道飛機場的確切方位。
林彪專機此時所面臨的情況是，深更半夜，油量警告，落地無門，聯繫不通，進退兩難，實際上處於迷航狀態。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飛機上那僅有的一點油量，在有限的時間內，在黑暗荒野中尋找到儘可能平坦的降落場地，在凶多吉少的迫降中，尋求一線生機。看來也只能在溫都爾汗荒原中，找適合的地方迫降了。
迫降失敗是大概率，由於三叉戟飛機機翼在飛機肚子下面。迫降時幾乎就是機翼先着地，極易發生側翻，由於沒有副駕駛幫助，完全由一個人操縱大型飛機，既沒有地面指示燈導引，又沒有平坦的地面，對駕駛員來說，向前飛，必死無疑，現在迫降，也只有萬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這就是林立果與葉群魯莽無知行動造成的殘酷的現實。此刻，林立果也不得不同意在溫都爾汗的荒野上迫降了。可以說，自256號專機一旦起飛，就註定了整艙人的滅頂之災。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時27分，在地面滑行了大約二百米後，飛機由尾部觸地，這是迫降的必要動作，但由於晚上對地面情況了解困難，着地角度過大，飛機發生向上反彈，反彈後的飛機第二次着陸時，機翼觸碰到地面，失去平衡，在地面上跌跌撞撞滑行二百米左右後，再次反彈，飛機翻身碰撞，引起飛機爆炸。由於剩餘的油料比駕駛員預估的還要多一些，於是飛機發生大面積的燃燒，強大的衝擊力把九人摔出機艙，九人全部在大火燃燒中遇難，遺體散布在一大片原野上，
這整個飛行災難故事，其實很簡單，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林立果命令飛機起飛時，並不知道256號專機里並沒有足夠飛到蘇聯的汽油。
而潘景寅則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計劃外逃蘇聯，他始終以為，反正此行是去廣州，飛機里已有的汽油也勉強夠用了，實在不行，還可以在中途路過的機場加油，於是強行起飛。
一旦上了天，由於油量不足，只好在蒙古高原沙丘地帶冒險迫降。由於前面所述的種種條件，夜間在山地野外迫降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
於是，溫都爾汗就成為林彪一家、隨從人員與無辜的機組人員的生命歸縮。
人類的歷史上有許多重大事件，往往就是由一些當事人想不到的偶然因素的疊加，造成意想不到的結局。
燃料不足，是飛機迫降的根本原因，256號專機前後一共有三次加油機會，但都由於種種偶然小原因，而沒有加滿，這就決定了林彪全家的命運。讓我們看看，這個大事件的小原因，是如何改變了共和國歷史的。
首先，在9月12日晚上林立果準備乘256號專機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機場以前，飛機在起飛前加油，不一會第一輛油車的油沒有了，原來可以讓另一部加油車前來輸油，把原定的十七噸油加滿的。但飛行員認為此次任務是去山海關，只有40分鐘航程，現有的十五噸油足夠了，所以並沒有加足17噸油。（如果加足到17噸。第二天256號專機飛進蒙古領空時，就有14.5噸油，這樣的油量足夠讓駕駛員將飛機安全降落在烏蘭巴托機場。）
其次，飛機到了山海關機場後，只剩下12.5噸油了，本來第二天要飛廣州，要加油到17噸的，但由於這是256號專機改裝後的第一次飛行，其接頭與機場加油車的導管不配套，油又沒有加成功，潘景寅說，那就算了，明天早上飛行前再加吧。這樣，這架從北京飛來的飛機，直到飛往蒙古以前，始終只有12.5噸的汽油。
如果按葉群計劃，是第二天早上去廣州，那麼，潘景寅會於明天一早按程序事先把油裝到17噸的。沒有料到，林立果與葉群突然當天半夜就北逃，並在11點多通知潘景寅，潘景寅立刻起床，並通知山海關機場調試室加油。當機械師已經爬到機翼上正要加油時，林彪等人倉皇趕到，且嚴厲命令馬上就飛，潘景寅以為此行仍然是去廣州，於是就開着只裝有12.5噸汽油的飛機勉強上天了。這點汽油量，正是飛機不得不在極端惡劣條件下在蒙古荒野中迫降的原因。
其實，後來人們才知道，溫都爾汗附近就有一個小型的軍用機場，離飛機失事地的航程只有十分鐘距離，但當時在駕駛艙里，望着窗外無邊漆黑的潘景寅，又怎麼可能知道？即使知道，後果也不會有太大區別，因為那小型機場土石路面上，根本沒有地面導向燈，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913事件的總結與啟迪
其實，林彪的命運存在着其他多種可能的結局。913事件是所有可能結局中最壞的一種。在事件發生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存在着避免向最壞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但都沒有避免。這真像是人們所說的「墨菲效應」：只要事情變壞，以後每一個新發生的環節，總是朝着事物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 林立果要發動政變，並將這一絕密計劃於9月7日告訴林豆豆，林豆豆完全可以直接告訴林彪，讓林彪知情，林彪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勢，阻止林立果發動政變，並阻止有關方面對林立果的調查。長期矇混過關當然不可能，但可以隱瞞相當一段時間後才暴露。林彪或許還有可能在此期間體面主動下台，位子肯定不保，但決不會死於溫都爾汗。
—— 林豆豆於當天將情況密告警衛長李文普，如果這位警衛長在以後四天時間裡，不是極為愚鈍地對此事不置可否，而是及時將情況報告8341部隊，中央肯定會在第一時間知情，此後有四天時間做各種準備，913事件也不會發生。
—— 周恩來在9月12日晚上10點多鐘得知林豆豆的報告以後，或者11:40分得知林彪即將出發時，如果在以上兩個時間中的任何一個時間，能果斷髮布命令，要求北戴河警衛部隊與林辦警衛全力阻攔，林彪的座駕根本不可能離開北戴河寓所，即使到達山海關機場，也無法起飛。
—— 即使以上的情況都沒有發生，林彪即使能順利地衝過58號樓的8341部隊駐地，如果追趕林彪大紅旗座駕的警衛們不是被一列長長的貨運火車隔開來，他們肯定會及時趕到山海關機場。他們固然不敢當面攔住林彪，但可以直接攔阻飛機起飛，然後聽候中央指示。此時，機場再拿出周恩來指示即「必須四人聯合同意才能起飛」的上方寶劍，就起作用了。
—— 如果山海關機場海軍部門的汽車提早30秒鐘開到跑道上去，並在那裡停下來，飛機也不可能起飛。有時，歷史的結局往往就取決於30秒鐘。
—— 如果此前256號專機在北京機場已經加滿了17噸油，林彪飛機起飛後，進入蒙古領空時至少還有14.5噸汽油，飛到烏蘭巴托是沒有問題的。溫都爾汗的離離原上草，就不會有九具遺體了。當然，那將是另一種壞的結局。
儘管這一事件會因各種偶然因素，形成不同的具體結局，但歷史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的目的，並不是像詩人那樣，發一通思古之幽情，感嘆歷史中生命的無常與偶然，而是為了從中吸取對中國人有益的歷史啟示。這就使我們必須回到宏觀的思考中來。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指出，他要研究的是法蘭西的歷史創造了一個什麼樣的舞台，讓路易·波拿巴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覺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我們可以通過馬克思提供的思維方法與角度，來觀察一下文革時代的大格局如何導致913事件的。
在文革畸形的極左體制的權勢庇蔭下，林彪權高位重，卻又是一個無力看管權力的病夫，極左體制缺乏全面有效的黨內監督機制，這種不正常的「權力溢出效應」，讓葉群、林立果這樣的家庭成員，首先成為這種「權力溢出效應」的「受益者」。
林彪的兩重人格，使他在私下裡不斷把自己對現實的不滿灌輸給自己兒子，在林彪的權力庇蔭下，林立果被推到與他的年齡與經驗不相稱的高位，並在品嘗到權力的過程中，在獲得極大的活動空間與地位之後，在乃父的光環下，開始變得權欲薰心，權勢膨脹，並充滿「格瓦拉」式的暴力激情，成為文革權力場上被催熟的怪胎。
於是，林彪家裡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給全家帶來災難的兒子，他的權力地位、野心與相應的能力、知識、經驗又極不相稱，其陰謀計劃幼稚到根本無法推行。而必然失敗。林彪最珍愛的正是林立果這個「聚寶盒」，然而這恰恰是一個「潘多拉盒子」，當它被打開以後，林彪未必知情，也無法控制。林彪本人又不得為兒子的彌天大罪承擔後果而逃命。
一旦發生突發情況，決策層由於沒有掌握足夠信息，又難以對具有崇高地位的黨的副統帥採取針對性的阻止舉措。
駕駛員在極左迷信與盲從的政治氣氛中，根本喪失了合理判斷與選擇的能力。（當然，我們無權要求他有這種能力）
最後，林彪等等乘坐的256號專機因半夜迷航、失油、駕駛失誤而迫降失敗，機毀人亡。
這就是中國版的「破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故事，由於極左的特殊環境，它更為荒誕，但決不是不可理解。
澄清社會上一些流行的說法
這個五十年前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現在已經講完了。行文已經逾四萬字，還得花一點筆墨，對半世紀以來社會上流傳的一些錯誤傳聞，作一些點評。
其一，為什麼不是潘景寅的自殺行動。
有考察過溫都爾汗地形的飛行專業人士認為，該地區地勢相對平坦，以潘景寅的經驗與技術，安全降落應沒有問題，且專機上的油沒有放完，這是不合飛行手冊規定的。於是據此推測，潘景寅是故意採取自殺行動，來阻止林彪的叛國行為的。
關於這一點，只要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了。那就是。在迫降前，機上所有的人都已經脫掉了鞋。飛機墜毀時，鞋和人不在一起。從九具屍體都沒有戴手錶和穿鞋這一點
來看，他們是做了迫降求生的一切準備的。其實真要自殺，潘景寅不需要選擇溫都爾汗，一個普通的小山頭撞上去就夠了，從潘景寅遺體看，他臨終前表情痛苦，撞山頭就不會痛苦了。
其二，關於「飛機是被我方導彈打下來的」。
這也是毫無根據的傳言。據說某導彈部隊復員者說得有鼻有眼，鑿鑿有據。
此事件發生兩個多月後的1971年11月，蒙古國情報部門對飛機失事原因，進行過實地調查，並寫出《查明飛機墜毀原因的報告書》。該調查報告現在已經解密，並翻譯出來了，該報告證明，飛機不是被打下來的，而是是自行墜落的。結論如下：「中國256號專機由於飛行員犯下了飛機駕駛錯誤而墜毀。」
從現有史料來看，當飛機即將出境時，吳法憲就請示過，是不是要把飛機打下來，由於毛澤東與周恩來根本不了解此事件的前因後果，在事情完全搞不清的情況下，連阻攔指令都沒敢下，怎麼會突然下令擊落？這時擊落對方，是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的。於是只能決定讓林彪飛出去了，在當時，這是不得己的決定。毛主席對此並不滿意，但也是無可奈何。所以才說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隨它去吧」。
直到幾天後飛機墜落的消息被確實，毛主席才十分高興地說，「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如果是打下來的，毛主席就不會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了。
其三，關於「飛機迫降前已經在空中着火」。
有蒙古當地人回憶稱，當天夜間曾用肉眼看到，先是飛機在空中燃燒。然後帶着火墜落。這裡，讓作者引用康廷梓這位權威人士的話來反駁：如果飛機真的在空中已經着火，那就不可能出現帶着大火的機體還能繼續飛行的情況。三叉戟飛機發動機在機體的尾部，大火不但會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會在短時間內使飛機尾部的操縱舵面失靈，而導致飛機失去平衡無法操縱，三叉戟飛機在空中着火時持續飛行，並啟動場外迫降的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康廷梓認為，大功率的兩個着陸燈在夜間，對於不熟悉飛機的普通人來說，才能給人以「着火」的感覺。
其四，關於「飛機被定時炸彈引爆而炸毀」。
這種傳言認為，周恩來三次接到北戴河警衛報告，都沒有直接命令阻攔，並且還讓林豆豆一起上飛機，這符合「殺人滅口」的邏輯。並以此斷言周是在領袖的授意下，派人在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這是所有傳聞中流布最廣，影響最大的。但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首先，從時間上來說，周恩來得知，林彪將在第二天早上飛廣州，是在9月12日晚上10:30前後，此時離林彪專機於12:32起飛，不過二小時。要安放「定時炸彈」，先
要物色合適的人選，再由該人在半夜把炸彈從中國某地倉庫里取出，再運送到離北京350公里以外的山海關機場，再越過機場極其嚴密的防控警衛（當天晚上山海關機場海軍警衛嚴格到什麼程度？據當事人日後回憶，當天晚上值班的警衛全由排級以上幹部擔任）進入飛機停機坪。還要再設法另配鑰匙，鑰匙還可能不止一把，才能把飛機門打開，再放入定時炸彈，僅有的兩小時時間內，有可能做到嗎？
退一萬步來說，從邏輯上分析，由於周恩來只知道飛機的目的地是廣州，因此，即使要安置「定時爆炸」時間，合理的爆炸時間也應該設置在9月13日上午某個時段，即設定在飛機13日上午起飛後，前往廣州的飛行途中，而不可能是13日凌晨兩點多鐘，即256號專機墜毀的時間。
再說，對共和國的副統帥通過「定時炸彈」予以處決，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而且，《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反革命文件，是在913事件發生幾周後，才被發現者上交的，毛與周在事發當時根本不知道這樣嚴重的情況，憑什麼要暗殺對方？
更何況，眾所周知，中共革命從來並沒有暗殺政敵的傳統，革命政權有着強大的意識形態正當性與話語解釋權，可以從容地對政敵進行「階級敵人」的意識形態定位，根本無須採取暗殺這種獨裁政權才採取的辦法。
其五，關於黑匣子。
913事件發生後，當時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外交人員孫一先等與蒙古國人員交涉時，從來沒有向對方提到黑匣子，他們回憶說，這是因為國內從來沒有對他們有這方面的指示，所以也不知道飛機失事後，首先要找黑匣子。
這些都是事實。中國人為什麼不要黑匣子？為什麼從來沒有找過黑匣子？為什麼不向據說黑匣子的保藏者蘇聯要回黑匣子？
其實問題再簡單不過了，根據256號專機副駕駛員康廷梓的回憶，連他這樣的副駕駛員，當年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黑匣子。他認為，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飛行界，根本沒有黑匣子的概念。即使這架飛機原來安裝有黑匣子，但從巴基斯坦當作二手貨轉買來時，巴基斯坦也沒有告訴中國接收人員這方面的任何情況。正因為如此，黑匣子即使有，也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使用過，所以其中也不會有任何信息。
也有飛行界專業人士稱，只有後來生產的新版E型三叉戟才裝有黑匣子，256號專機則是老款的三叉戟。這樣就能解釋，巴基斯坦為什麼沒有告訴中國接受方有關黑匣子的事。關於黑匣子的事，學術界與社會各界可以就此打住，以後再也不必爭論不休了。
其六，所謂「潘景寅在周恩來指示下讓飛機故意失事」。
這是網上流傳甚廣的一種傳言。網上還有所謂的「黑匣子錄音被破譯」的新聞，這更是不值一提的無稽之談。
其實，根據潘景寅家屬回憶，潘景寅在家裡得到機場電話，去機場以前，根本不知道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次出門。9月12日傍晚臨走時，他剛把餃子包好，還來不及煮，他還對妻子說，這次去山海關，往返時間不長，說不定晚上還會回來，那時再煮餃子。遺憾的是，他已經葬身於蒙古荒漠，永遠無法回家吃他剛包好的餃子了。
中國的歷史由此走向新的轉折
913事件發生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在政治局與軍委負責人出席的會議上，宣布完林彪的死訊後，就叫汪東興立即到中南海去。沒有多久。汪東興返回，說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也舉行了慶祝，還很高興地喝了酒。然後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剛作的指示:「主席說要感謝林彪，感謝林彪為我幫了一個大忙! 這件事情的開始和結束，都由他自己解決了，把問題全部處理好了。為林彪的死乾杯!」
這就可以理解，正如有當事人在回憶中所指出的，為什麼周恩來的處理瑕疵，毛澤東沒有問責，因為林彪之死確實有有利的一面。
毛澤東對913事件，也有內心複雜的矛盾，林彪之死，與他在南巡講話中點了林彪的名有關。他也私下裡考慮過，是不是當時有更好的辦法。
913事件發生25天以後，在10月8日毛澤東接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前，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見到毛澤東，發現老人家已經是滿臉倦容。毛主席緩慢地說:「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讓治。」
他還說：「原來中央準備在三中全會時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準備安排林彪的工作的。」
事件發生二十多天以後的毛澤東，心情是十分複雜矛盾的，人的感情就是這樣複雜，畢竟林彪是出生入死的共和國功臣，是幫他打下天下的老部下，老人家一定還會想起，他進入北京城以後，林彪還風塵僕僕地從北京出發，前往華中、華南，指揮四野將士解放全中國，當時與林彪在京告別的情景，毛澤東一定歷歷在目。他又聯想到另一個與林彪命運相似的人。他說:「高崗不自殺，也準備安排他的工作。」
吳德感嘆說，顯然，關於林彪之事，毛主席到這時還沒放下，甚至還困擾着他。（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9頁。）
其實，毛澤東的意思是，他對林彪是「治病救人」的，而林彪卻不讓他治病。在老人家心裡，他想說的是：「林彪呵林彪，你何必出此下策，化為異邦的離離原上草，九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對你是另有安排的。即使你退下來，還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領袖內心的苦痛也表現在身體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明顯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913事件後，一連幾個月，他煩燥不安，罵人，摔東西，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甚至不想見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動說話。（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6。）
到1972年1月中旬，毛主席突然休克，「差點被死神拽走」。（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6頁）可見，913事件對毛老人家的打擊還是很大的。
時任副總理紀登奎回憶，周恩來在得知林彪飛機墜落之後，在人民大會堂，突然情緒失控，忍不住痛哭起來，弄得紀登奎特別緊張，他對周說，林彪死了，這是好事呵。周邊哭邊說：「你們不懂，你們不懂。」
周恩來這樣情緒失控，原因一定很複雜，這既包括他對林彪的多年戰友情感，也包括別一種擔憂。他預感到林彪系的人從此將永遠退出中國高層政治舞台，他在應對江青勢力越來越囂張跋扈的過程中，將更為步履為艱，陷入更為困難的境地。在文革的高層政治中，已經沒有可以實現平衡的力量了。
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從中短期來看，913事件反而讓江青的極左勢力，進一步坐大。此後五年，是周恩來最困難的時期。
然而，從更為宏觀的歷史來看，另一種更為強大的歷史潮流，也在社會上暗暗涌動：毛以大政治家的無畏姿態，決定把《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極其反動的罪證資料向全社會公布，這讓人們在反思林彪與913事件的同時，也進一步對文化大革命本身進行深入的反思。
913事件，對深受文革極左思潮困擾的中國人，產生了震憾性衝擊，從此以後，思想覺醒的暗流在社會各階層中形成，從長遠來看，它是全民性的文革神話破滅的起始點。
這種大反思，在五年後追悼周恩來逝世的群眾性運動中達到高潮。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即將到來，中國人民滿懷新希望的日子也即將到來。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歷史已經向前發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與林彪事件的、滿目人蒼夷的共和國，已經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發展得更為富有生氣、強大與穩健。
在人類進步的長途中，每個民族在爭取進步的漫長曆程中，都會經歷失敗、挫折與災難，然而，所有這些也可以轉化為這個民族的經驗資源，如果理性地加以認識和發掘，那些失敗、挫折與災難，也會變為滋養這個民族理性能力的營養，讓這個民族變得更為成熟。
在913事件發生五十周年來臨之際，中國人可以從這樣的反思中獲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