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管控切斷境外資金 勞工NGO面臨裂解

中國沃爾瑪工人曾奮起維權[/caption] 北京即將開始對境外NGO實施新的管理方法。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活動管理法》（以下稱《管理法》），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 《管理法》將嚴格規管境外組織對中國境內NGO的資金資助，並一改NGO由過去的民政部管理為公安部管理。當局認為，「把這個權力給公安機關，有利於公安機關為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活動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社會法室巡視員郭林茂表示，《管理法》賦予公安對NGO「約談、停止臨時活動、宣佈不受歡迎名單」三項權利。 規管內容對在境外向境內的資助活動作了明確設定。第五條指「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不得從事或者資助營利性活動、政治活動，不得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 中國公益研究所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公益組織對華NGO提供大批量資金援助，迄今接受香港公益組織資助的內地NGO已達87家。法律實施後，香港這些NGO的行為都將被規管。 長期以來，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與內地數家主力勞工維權NGO進行項目合作，為有維權需要的工人做法律援助、對工人進行組織化培訓。未來, 該組織與境內的活動要受規管。 此前，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稱，中國已有7000餘家境外非政府組織。儘管法律在明年1月1日出台，但對中國境內接受境外資金的草根NGO的管控已提前啟動。  

強勢打壓勞工維權NGO

2014年12月，中國政府對勞工維權NGO開始強勢打壓，一年之內抓捕了曾飛洋、朱小梅、孟晗、湯歡興等勞工維權人士。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中心主任張治儒一直以來接受香港方面每年七十萬的資金資助。 如今，在外部環境的高壓之下，他親歷了一系列中國勞工NGO界出現的分化裂解。 2016年11月12日夜，當這名中國最著名的勞工維權領袖從家中起居室穿門而出，踉蹌地踏進隔壁的工作室時，忽然停在了大約十二平方空間的中點，白熾燈光射向他的面龐，隱現滄桑。 有那麼一刻，張治儒把頭不自覺地別向右側，目光投向了白牆上的一面錦旗——這是在爭取社保和補償金成功後工人們送的。從一米之外望去，整個時空營造出了一種革命事業失敗的落魄感。 [caption id="attachment_3915" align="aligncenter" width="258"] 勞工維權領袖張治儒[/caption] 張治儒早年的維權形象讓人印象深刻。2004年，他未經官方批准就創立深圳外來工協會，那是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前身。那時的他把頭髮吹成三七分，身著一套體面的白色襯衣和筆挺的西褲，皮鞋也刷得珵亮，習慣以這種體面形象示人。 開始做組織化維權的幾年時間，他也以這種形象屢屢奔走於廣東數個喧鬧的罷工現場。場內，工人們面紅耳赤，誓言要找廠方算帳。他們圍坐在張治儒身前，仰著頭，聽這位維權老手如何指導他們與資方談判。 罷工現場人潮入織，張治儒將擴音器舉在胸前，仿照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那樣，操著一口湖南口音，配合革命式的口吻鼓動工人們起來抗爭。 毛時代，一個更直接的時代標語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大半個世紀後，張治儒用同樣的口吻呼籲資方有必要保障勞工社保，如臨深淵。 事實上，他聲明自己並非要挑起「動亂」，只是爭取「勞工應有的權益」。用他的話說：「集體罷工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最終還是要把資方逼到談判桌上，要談起來！」  

當局反對組織化維權

曾領導過深圳藍衣工人合作社的赫州認為，在中國體制下，維權不是問題，「個人維權甚至是得到政府鼓勵的，但不能為維權搞成一個成系統的組織化，問題在這兒。」 幾年來，中國經濟放緩，在工廠倒閉、老闆跑路、工人維權的連鎖效應下，罷工潮被掀起。中國勞工通訊在今年7月發佈公告稱，2016年上半年，全國範圍內罷工運動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8.6%，達到1454起。 2013年後，張治儒的組織化行動讓政府開始釋放敵意。政府以逼迫搬遷、對房東施壓，讓張治儒無地辦公以阻斷他幫工人維權。他現在已不把「搬遷」視為麻煩，讓他更為困擾的是，過去可以展開的會議、培訓現在根本無法進行,「你只要做什麼事情，他們就阻止你。」 周圍的人們都在置疑——在風聲變緊的當下，張治儒在這條路上究竟還會付出多少？2016年11月12日夜，背靠在紅木椅子上的他突然身體猛然前傾，措辭強烈地對《超訊》說：「你知道嗎？我可以付出所有去做這個事情！」 很多時候，張治儒語氣之猛烈，會讓旁觀者不經意就將他早年那段脆弱歲月遺忘。在重塑歷史人物時，人們習慣從過往經歷中尋找命運軌跡的走向。張治儒的過往，也不例外。 2001年，政府正利用人口紅利帶動整個國家以近40%的速度推進城市化轉型。史詩般的民工遷徙潮席捲了中國農村，張治儒攜手新婚妻子肖紅霞從北面湖南農村，南下廣東。夫妻二人決意到700公里外的深圳闖蕩，去那個「最自由的地方」。九年前，鄧小平曾在這裡宣誓，中國要再度改革開放。 初到深圳的張治儒落地石岩，為人理髮營生。1995年，他曾到東莞打工，組建工會失敗後，他對體制失望，立誓再也不進工廠。可當他返鄉後再回廣東、做了一年理髮生意，他還是輾轉到一家小型工廠，做LED燈。2002年，在一次送貨途中，張治儒騎著摩托車迎面與一輛貨車相撞，貨車從他上半身鎖骨處碾了過去。 這場變故讓他鎖骨粉碎性骨折，「左腿的筋也差點兒被壓斷」。他在病榻上躺了20多天，那段日子，他起誓要向廠方追討工傷賠償。出院後，他追討賠償，卻被廠方拒絕。  

工人沒錢根本打不了官司

他一紙訴狀將廠方告上深圳龍華法院。他向《超訊》說，就是在那段歲月，他目睹了中國勞工維權有多麼艱難。那時他沒有手機，案件沒有進展，隔段時間就要騎著摩托車顛簸著去法院問案。「去了多少次？我都數不清。我當時看到很多被壓在那兒的案子都是勞工維權的，工人沒錢打不了官司。」張治儒多年後回憶道。2004年，案子進入二審，他控訴的那家企業倒閉，官司也不了了之。 在今天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他說自己要主力幫工人做法律援助，為那些花不起錢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工人請律師、打官司。這是「拿著國家的法律，依法維權」。 2005年後，張治儒的事業穩健上升。那時，深圳市召開第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他有幸和李鴻忠會面。 [caption id="attachment_3910"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2005年張治儒與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見面[/caption] 會面時，張治儒說自己一年前曾寄給他兩封信，信中寫道，「希望政府批准他成立獨立於政府的深圳外來工協會」，讓協會「去敏感化」。可在他信心滿滿，向李鴻忠提起這事時，張治儒隱約覺得李鴻忠對這事「不支持也不反對，說的都是空話，好像有點心不在焉」。 做過記者，也是藍衣工人創始人的赫州認為，張治儒與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的成功會面是那屆政府對他早年個人維權而不是後來組織化抗爭的鼓勵。這次會面讓張治儒備受傳媒關注，後來它轉做集體談判等組織化維權。  

汪洋主政廣東鼓勵公民社會

兩年後，廣東迎來政治開明派汪洋主政，社會建設得到迅猛挺進，一個淺藍色的詞——「公民社會」也一度成為媒體和學者間的熱詞，勞工NGO的事業也迎來春天。 《珠江三角洲地區維權NGO描述性分析》指出，截止2007年12月，整個珠三角地區的勞工NGO數量有25至30家，2004年只有10家，而維權領域也覆蓋工傷賠償、法律援助、組織培訓以及農民工討薪。 「汪洋那個年代，NGO之間可大膽地講『公民社會』，可以相互聯合，我記得每個機構年終都有一個總結會，大家聚在一起，提點意見。」張治儒回憶起這段過往時，語速加快，情緒抑制不住地激動起來。 [caption id="attachment_3912"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2008年，汪洋主政廣東，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與深圳市總工會聯合舉辦勞動者權益保護研討會，張治儒在會上發言。[/caption]   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蔡崇國強調，「汪洋在（廣東）的時候，鼓勵公民社會的發展。」 那時，廣東的總工會和勞工NGO之間定期組織會議，會上一片開明之風，「大家會上討論，有什麼問題，怎麼解決！」 2011年，當中國的政策觀察家們以為「公民社會」將成為一個持續升溫的政治熱詞時，這個詞突然就不能再提。政府把過去宣導的「社會建設」給抹掉，代替由周本順提出的「創新社會管理」這個保守表述。「公民社會」突然成了西方國家給中國設計的「政治陷阱」，一些勞工維權NGO也成了西方國家在華和平演變的工具。 2013年末，當地國保隔三差五向張治儒詢問接受境外資金的事，告訴他不能再接受韓東方提供的資金。可張治儒說，「你不是我的上級，幫工人維權你又不給我錢。」後來，他被逼得到處搬遷，最終他把辦公地點遷至石岩。 張治儒體會到，勞工維權NGO們擁有多大的自由會取決於政府給多少，無論何時。 2013年後，政府把接受境外資金且提倡組織化抗爭的勞工NGO領袖，如陳輝海、曾飛洋以及張治儒，逼得愈發緊張，而勞工NGO內部也催生著一股裂解的力量。 勞工問題學者王江松在接受採訪時說，昔日中國勞工NGO界隱藏著山頭主義在這幾年外在形勢惡化後被凸顯出來，他們相互爭奪資金在勞工界爭奪話語權，在外部形勢惡化時，這些問題加速了集體的分化。  

維權事件暴露NGO領袖分歧嚴重

在今年5月中國沃爾瑪工人維權一事上，這些問題被暴露出來。 深圳沃爾瑪工人五月開始聯合抵制資方提出的綜合工時制。此前，一批被沃爾瑪解僱的工人以員工張利亞為代表成立了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在網絡上維權。 張利亞在行動中邀請深圳勞維律師事務所的段毅擔任自己的代理律師。過去幾年來，段毅與張治儒均接受來自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資助。 維權行動初期，段毅呼籲張治儒加入這場維權行動，培訓工人做組織化談判。但張治儒告訴《超訊》，他最初答應入戰，但張利亞在今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強烈抵抗包括他在內的一批被政府指為「境外勢力」的介入。 張利亞後來對《超訊》記者說，在曾飛洋事件後，他怕政府對他「扣境外勢力的帽子」，他更提倡去組織化，所以他把諸如張治儒、陳輝海等主張組織化維權、接受境外資金的NGO擋在門外。 「他這完全是非常幼稚的想法，你要想維權，必須發動工人。怕，誰不怕？但集體談判就是要把工人團結和組織起來。」張治儒說。 張治儒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上，當著眾人譴責張利亞「有私利」。在工人「反對綜合工時制」、「增加工資」、「買斷工齡」以及「改組工會」中，張利亞只呼籲「反對綜合工時制」，「工人們其他的訴求避而不談」。張治儒認為，要做集體談判，工人們要團結起來，必須有共同利益的驅使。 幾度爭拗後，張利亞依舊堅決抵抗任何外部力量，張治儒被迫放棄參與沃爾瑪工人維權。 在採訪中，張治儒承認自己在某些策略上會比較強勢地干預工人，他倡導集體談判，構成震懾資方的組織力量。 「大家想要集體談判，但又怕，你只有兩個選擇，要麼你就不維權，要維權你必須要組織起來。」張治儒說自己理解政府攻勢下工人們維權的兩難，「可就是要這樣。」否則，「以卵擊石」。 [caption id="attachment_3913" align="aligncenter" width="690"] 2008年，張治儒（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以文化使者身份訪問華盛頓、紐約等地的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caption] 7月加入張利亞維權戰隊的秋火告訴《超訊》，張治儒今年7月6日，在學者王江松組建的「勞工研究群」中發佈消息稱，我們勞工界考慮在不影響沃爾瑪現有的的組織領導框架下，由勞工界牽頭成立『沃爾瑪工人集體維權關注小組』」。 秋火把「綱領性文件」視為「張治儒強行衝擊工人自組織、企圖架空聯誼會的自我作死事件」。他認為在沃爾瑪工人維權漸入高潮的時候，張治儒的野心「極度膨脹到了狂妄和瘋狂的地步」。 11月12日，張治儒對《超訊》說，沃爾瑪工人維權是勞工界很大的事情，他不能坐視不理。他說張利亞從未有過任何工人運動的經驗，整個沃爾瑪維權的組織十分鬆散。 實際上，多年來，在和香港資助方合作中，資助方一直倡導張治儒在國內的工人維權中走集體談判和組織化維權道路。  

境外資助機構被視為境外勢力

在中國官方把這些境外資助機構描述為境外勢力的時候，有一個問題仍然懸置——究竟什麼樣的勞工NGO才夠格接受中國勞工通訊等境外機構的資助？張治儒對《超訊》說，中國勞工通訊主要資助促進集體談判的項目，「在集體談判當中被解僱的工人、工運積極分子，這些必須援助。」 張治儒的資助方蔡崇國說，中國勞工通訊向內地勞工NGO提倡的核心宗旨是「Empower!使他們更有談判議價的能力！」蔡崇國進一步強調，他們並非指導工人去組織化維權，這個階級內部有強大的現實需要。 張治儒並非對香港資助方言聽計從。中國勞工通訊一直希望他在工人維權行動中改組工會，但張治儒認為這並不可行，「工人們一提到工會就很反感、很失望，完全沒有操作的空間。」 11月12號，那面紅色錦旗下的張治儒失落地說，這次沃爾瑪工人維權是他這些年來尤其失敗的一次。 王江松認為 ，以非政府組織為主要建構力量的公民社會鼓勵一個競爭、多元和包容的文化，但是在中國勞工NGO界中，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壓縮了民主的空間，但他並非以此指控張治儒。「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強團結」，但是怎麼去加強，王江松至今也沒想到辦法。「線下的活動開展不了，我們根本沒有空間。」 那个夜晚，曾经风云南中国的劳工维权领袖张治儒依旧认为，「要真正地把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改变资方对他们的不公。」 几分钟后，他尝试对自己的过往做阶段性总结，长吁了一口气后，说：「路上，正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