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後召開記者會[/caption]
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在11月15日，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勝訴，梁頌恒、游蕙禎議席懸空之後，算是告一段落。此事因10月初兩名新當選的「本土派」議員，在宣誓時以「支那」等詞「辱華」而引爆，激起中央以及港府强烈反彈。港府向法庭上訴，請求司法覆核，反對立法會主席允許梁游重新宣誓；而中央政府更啓動全國人大常委會重新解釋《基本法》第104條，補充宣誓原則。
法院裁决出來後，梁游二人雖然表示要繼續上訴，但勝算微乎其微，所懸空議席已迎來各方厲兵秣馬的爭奪。補選之戰一觸即發。但梁游二人可能已經要逐漸淡出香港政壇了。近年來，港獨勢力在香港突然坐大，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中竟然有兩人，以「政治素人」之姿，進入立法會，這讓很多觀察者震驚不已。但宣誓時的幼稚與荒唐，給對手以可乘之機，觸發了「釋法」機制，結果二人又被逐出了立法會。事態發展讓人目不暇接。
經此一役，人人矚目於中央對香港立法、司法權力的更深入影響，所掀起的波瀾依舊在香港政壇發酵。但是，此事的影響不僅限於香港內部。這也在影響中國大陸民意對香港的整體態度。雖然中國的政治决策，未必會聽從民意。但是，隨著民衆發聲的渠道越來越多，中國當政者也不得不參考民意。對外交往是內政的延伸。目前香港、澳門，作爲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因爲「一國兩制」，而被視爲處在中國境外。處理香港事務，也需參考內部民意。
自從八十年代以來，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助力，深受唯物主義進化史觀影響的中國人，大多視香港爲先進地區，對香港抱有玫瑰色的期待。這種期待在不同層面，在不同的群體中都有。但近年來，香港形象，出現變化，不再是玫瑰色，而變成了灰黑色。本次立法會宣誓風波，更成了一個轉折。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港資對大陸的投資，香港文化紅遍大江南北。香港的自由、法治、廉潔與繁榮，等等，都成爲中國大陸很多人心儀的對象。1997年的回歸，即是民族吐氣揚眉的一刻，也是從心理上拉近香港與大陸距離的一刻。回歸中國的香港，被很多人寄予厚望，認爲這裏可以啓示中國的未來。無論文化習俗、經濟制度、政治圖景，這裏都被知識分子們拿來參考，作爲改進中國的座標之一。
香港的習俗道德，被視爲保存了中國傳統，不像大陸經歷鎮反、破四舊、文革等等，面目全非；香港的公屋、醫保、教育，被視爲比中國更加「社會主義」；香港的言論與集會自由，更被視爲中國民主的橋頭堡。1989年以後，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的集會，更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血脉傳承所繫。就算在非知識分子的意見中，香港的富裕、先進，也令人羡慕。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曾說過，對於中國來說，香港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氣眼」，「是我們透一口氣，出來看世界的地方」。
[caption id="attachment_3907" align="alignnone" width="600"]
梁頌恒、游蕙禎失去立法會議席[/caption]
香港道德形象近年淪陷
但近年來，香港形象淪陷，乃至坍塌了。這種淪陷是一步步來的。幾年前，「反蝗蟲」運動，讓香港自己折斷了在大陸民意中的道德形象。自由行的廣泛流行，也讓更多大陸底層遊港者浮光掠影地見識到，香港經濟也不過如此。而現在，「港獨」勢力的「宣誓風波」，更讓人驚覺，夾雜了歧視與背叛的香港政治，無法承受過去所寄予的厚望。反對派以民主對抗專制，將香港政治的未來，與中國民主化的前景緊密聯繫，這不僅挑戰中央領導，也贏得大陸民意的敬重與感激。而現在，「去中國化」，乃至「辱華」，一步步把過去二三十年的光譜消解。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怒斥，宣誓風波中的議員「數典忘祖，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及香港有關法律，應受到法律懲處，受到主流民意唾弃。」中央及港府操盤者，聰明地將梁游二人的行爲，與近代以來中國所遭遇的民族屈辱結合了起來。以「支那」一詞辱華來指控他們。在香港內部，掃清了民意的障礙獲得最大範圍的支持。而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廣泛傳播立法會宣誓鬧劇，則更是借此打擊了整個香港反對派的合法性，重塑了大陸民意對香港的看法，爲未來治港中採取更激進手段，做好了鋪墊。
中央治港，受制於歷史所形成的政治體制制約，也受民意約束。國際、國內以及香港內部民意，都是要考慮的對象。但是經此一役，中國大陸內部民意，已經基本搞定。香港政治，不再是爲了中國民主對抗專制，而成了「辱華」的「港獨」拒絕認同中國的鬧劇，所以中央才會「有權用盡」。這對有大中華情懷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這次對付立法會「宣誓風波」，動用人大釋法，被一些人視爲「殺鶏用牛刀」。其實，牛刀也許還比較輕，未來，或許還有比牛刀更厲害的重型武器。凝聚民意，避免內部反彈，這是爲了動用更大武器做鋪墊。失去同情的香港，就算有了更大的「治港」模式變化改變，也不用擔心民意了。
釋法宣判「一國兩制」死刑?
台灣學者吳介民認爲，這次釋法的舉措，已直接宣判「一國兩制」死刑，香港僅存的一點民意機制也嚴重潰堤。類似的例子，在中國並非首例。《超訊》在今年10月號，曾回顧1951年到1959年，中央容忍下，西藏以《十七條協議》爲基本法的「一國兩治」，如何在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以後，中央如何重塑西藏政治地位，將「一國兩治」變成了民族區域自治區。未來的香港，或許，也可能朝這個方向走。
]]]]> ]]>
(Visited 38 times, 1 visits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