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偉志：中國社會進入動盪期，有四大矛盾十大特性
社會四大矛盾的十個特點
近一二十年，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水準的提高，加劇了城市病的爆發，尤其是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社會矛盾呈現出多發、複雜的局面。鄧偉志指出，按深層次的原因分類，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主要有貧富矛盾、官民矛盾、政社矛盾和文化矛盾。這些矛盾呈現出以下十個特點：（1）從成因上看，具有複雜性、綜合性、多因性；（2）從形成過程來看，具有突發性、敏捷性；（3）從規模上看，有增大的趨勢，富有超大群體性；（4）從組織性上看，具有嚴密性；（5）從烈度上看，呈現出暴力化傾向；（6）從手段上看，出現智能化傾向；（7）從化解歷程上看，具有持久性；（8）從波及面上看，具有全球性；（9）從後果上看，具有危險性；（10）從週期性上看，具有間歇性、階段性、專題性。 鄧偉志認為，要破解社會矛盾，必須是多種手段並用，法律的、政策的、經濟的、行政的、道德的、宗教的，包括鄉規民約等等。更重要的是，要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學習化解社會矛盾的方法：學會做群眾工作、學會做社會工作。他表示這本來是黨的優良傳統，但在新形勢下，不但要重新強調，而且要有新發展。為何政權維穩者變維權者
採訪期間，正遇到罕見的群體事件。來自中國各地的退伍軍人進京包圍了軍委所在地的八一大樓，這可能是群體性事件中最為特殊的一個維權群體，不僅突顯了退伍軍人的安置問題，也突顯了中國維穩體制出現問題，這涉及社會學中的社會控制問題。上萬退伍軍人包圍八一大樓要求保障退役後生活，涉及的面非常廣泛。來自全國各地，正值壯年，而且訓練有素，員警都未必能近身，如果真失控，後果不堪設想。內地公安在嚴控通訊、互聯網的情況下沒有一點預警，逾萬退伍軍人就在眼皮底從四面八方圍攏到京城。 這個特殊的維權群體，本來是政權的維護者，退伍後要為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與當局叫陣。鄧偉志想起來一件事情，大概是十多年以前，鄧偉志參加政協會議，中國今天的一個已被抓的腐敗者，當時是領導人，他過來講話了。講話的時候說道，當年有一批復員軍人當中的團級幹部在北京靜坐，怎麼勸也不走。最後，只好用武警來驅趕。這個貪腐官員說, 用武警來驅趕復原前的團級幹部，心裏不是滋味。他說道這這裏哽咽了。鄧偉志說，「一個腐敗官員的眼淚，我不知是同情弱者還是感到自己不安？」 為什麼政權的維護者反變為向政權的訴求者？「是因為你沒有善待他」。鄧偉志說，我們的平等意識比較差。儘管這些轉業軍人可能曾經是黨的幹部，是團長、營長，「但是在經濟平等、政治平等、社會平等、人性平等的情況下，不平則鳴。就算是難民也是這樣的。」 早前一段時間，鄧偉志在歐洲，看到的好多的難民，穿得比他好，戴的比他好，鞋子都比他的好，背的背包也好。面對如此難民，當地的老百姓當然心中不平。 這些年來，作為一個社會學理論工作者，鄧偉志一直對一個理念、一個原則心懷不滿。就是：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作為我們的原則。對這句話，從社會學出發，最初提出來時，鄧偉志就表示不認同。「你怎麼能把公平放在兼顧的地位。我查了三十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或者城市精神，沒有哪個國家說的是兼顧公平。有很多國家都把公平放在突出的地位，我們提出兼顧公平，作為原則，而且直到現在，誰要是批評不公平。堅持『兼顧公平』的人，就會引用上面的『原則』來頂你，他就會說提要求者是民粹。」 鄧偉志認為，中國對於民粹的批判也有不當之處。主張暴力，農民反對工人，這是當年的民粹，應該批判。如今，如果在民生和民主狀況很好的情況下，還對民生、民主不滿足，那麼這是民粹。「但是，在我們民主、民生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家提出要建設、加強民主、民生，就不是民粹。」「效率優先 兼顧公平」召民怨
二十多年來，中國民怨很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兼顧公平。兼顧到什麼程度？鄧偉志舉例說，富士康的工人自殺在十二、十三跳時，大陸的媒體沒有批判性的報導。但台灣的媒體紛紛批評，指這是「島內之恥」，是台灣人的恥辱。鄧偉志批評，「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連事不關己的台灣人都不如。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強企業，把它搞掉，我的GDP呢？我的政績哪裏去了？那麼我就對他手下留情，不批判了。」 你不批判了，他們還是走了，把工廠往北遷。鄧偉志去北方視察遷到北方的富士康下的一個公司，問一位負責人，這裏的工人工資是多少，那負責人裝聽不見。鄧偉志堅持問。他最後說，全部加起來人民幣1300元。都十二條、十三條人命了，工資還是給的那麼低。工人加班加點，逼人家工作十二個小時、十三個小時，工人另外的時間沒有，和親戚朋友通電話的時間也沒有。回去倒頭就睡，據說一個房間的女孩，互相都不認識、都不了解。我睡覺、你去上班了，他們相互都無法接觸。心理上的壓力很大， 他就變成憂鬱症，然後就跳樓了。鄧偉志指，這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惡果。說到這裏鄧偉志說他想起恩格斯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ㄧ書值得再讀。雖然我們可以很自豪的表示，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老百姓處在經濟、社會生活最好的時期，但現在的社會矛盾及社會問題和以前不一樣了。前些年比較突出的是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的生存問題。現在矛盾突出表現在發展過程中的，生活改善了，有錢了，反而矛盾更具廣泛性，各個領域的矛盾都突顯。知識分子有他的矛盾、農民土地徵用、城市舊房拆遷等等，連協助解決問題、本該維護公平的律師有的也陷入被抓、被捕的漩渦。 [caption id="attachment_3879" align="aligncenter" width="700"]
貧富差距大 已達危險程度
鄧偉志指出，這是缺少公平的一個長期績累結果。包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第二句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只有先富起來，沒有共同富裕。社會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貧富差距，0.4以上就是警戒線，0.5以上很危險了。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數據不同，一個官方指是0.4以上，國內學者說是0.5以上，國外的學者說達到0.6。這是其中的一種劃分、評分的方法。還有是十分法、五分法。「不管用哪種方法，都說明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相當之大，雖然不是最厲害的，恐怕在世界上都能算得上。這個是矛盾的經濟根源。」一個千真萬確的指標「人均」，在精明的窮人眼裏開始失效，他們說：「張家有財一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家家都是張百萬。」 中國歷來對群體性事件有量化，最早以15個人算是群體性事件，後來30個人算是群體性事件，鄧偉志說，現在3千、上萬，沒有具體的規定了。過去我們群體性事件每年是28萬起，胡錦濤上台之後是27萬多起就是很大的進步了。從哪個角度來說，我們今天的矛盾，其特殊性、廣泛性、多元性及激烈性，其強度和烈度都是不容忽視的。 甘肅康樂縣阿姑山，農夫李克英深愛的的妻子，事先沒有任何異常徵兆，用單刃斧頭的背部砍死了他們的4個孩子，然後喝下農藥自殺。李克英在給死去的妻子和孩子們放了禮花炮，燒了冥幣後，沉默地服下農藥，結束了自己30歲的生命。 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疑家中喝農藥自殺身亡。據報，4個孩子是四兄妹，最小的才5歲，他們沒有大人照顧，生前窮得只能吃玉米麵。鄧偉志對《超訊》說，「這擱在哪裏都是諷刺，你不知道畢節是我們扶貧的地方，這還扶什麼貧？」 矛盾的多樣性還表現在醫患矛盾，現在醫患有矛盾就打醫生。近年來，醫患糾紛不斷升級，暴力傷醫、殺醫事件層出不窮。2015年5月底至6月中旬的十來天時間，媒體公開報道的暴力傷醫事件就達12起，多位醫務人員受傷並有生命危險。鄧偉志指出，按道理來講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尊重醫生的，現在外國人也是尊重醫生的。「其實現在除了醫生本身的問題以外，很可怕的就是我身上有氣，但是我出在你身上。這樣就只能打弱勢的，有修養的人。」 整個社會一個戾氣、一種暴力，在各個行業，都產生一種負面效應。鄧偉志說：「我想強調這是一種積累，不是現在才出現、造成的。」矛盾首先需要釋放宣洩
社會學強調社會控制，要以一個良好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秩序。但控制手段簡單粗暴，往往會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鄧偉志認為，控制要科學。出現矛盾首先需要釋放，讓他宣洩。兩個人，你對我有點意見，你說了，態度很好，那就沒事。反過來講，如果你對我提意見，提出來之後，我還罵你，你就要罵我了。反過來，如果你給我提意見，我還打你，你就要打我了。「這和物理學上的共振是一個道理。一定在小時釋放，大的時候才不會爆發。」應學歐洲發展社會組織
第二個是社會救濟。要運用社會的力量來解決社會的問題，鄧偉志強調，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發展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基金。鄧偉志近來在歐洲時間較多，他向《超訊》舉例表示，德國有一個基金會，在50個火車站有救濟站。阿貓阿狗都可以來這裏吃飯。這樣的救濟站不需要來源，你需要就可以去吃。但是，吃飯的人可以不告訴來由，如果願意告訴救濟站來由，救濟站的人也會很高興。吃飯，洗澡，有的還可以睡覺、有的不行。都不用錢，不用登記。如果遇到來人涉嫌犯罪，員警是不能在救濟站裏拘捕他的，他什麼時候出去，你什麼時候在救濟站外面抓他。但規定吃飯只能吃半個小時，員警是有機會抓他的。 第三是要心理輔導，用中共傳統的方式，是做思想工作，談心開導化解矛盾。鄧偉志說，德國還設有電話諮詢的心理醫生。還配備有中國的心理醫生。你要是打電話來，也絕對不記下你的電話號碼。要是問你的電話號碼，那是犯罪的。來電如果說我想殺人、想放火，醫生只能跟你解釋，跟你做勸說工作。諮詢者知道不會記他電話，就講真話。「如果是當面諮間，情況緊急心理醫生可以報告。」鄧偉志認為，就是社會控制、社會秩序要多樣化，還要人性化，不能簡單粗暴。遇到矛盾，一個是給他安排住的地方，請他吃飯。然後不是用上下級的關係，就是用平常談心的辦法和大家談。「過去老共產黨，真的就算是老百姓罵他，他也不還嘴的。因為罵者有氣，講些氣話，我們就耐心地跟他講。不以勢壓人，以上級壓人，一定是平等的談心。」 [caption id="attachment_3884"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從嚴治黨並加強社會監督
解決或者緩和中國的社會問題，鄧偉志認為要從治黨開始，中央都有了規定，除此之外，他更強調「監督」，他欣賞的一位瑞典的外交部長，人漂亮，又能幹。但在接待外賓的時候，點了鵝肝，超標了，就下台。德國總統的論文，被指有一部分剽竊，記者打電話詢問，他說，我們法庭見。這就是對記者不尊重，就下台了。「提高社會監督很重要」。鄧很贊成18屆6中全會講社會監督。有社會監督才是真從嚴，才是真全面，才是真自信。「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誰還敢貪腐？但社會監督的前提是透明，透光。 治理社會，治理國家，鄧偉很欣賞習近平所說，要給老百姓知情權、參與權，發言權，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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