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中國經濟正處懸崖邊緣

「供給側改革」存在問題[/caption] 在當下的中國，製造業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低迷狀況，實體經濟陷入危機，就業愈發困難，經濟現狀亮起黃燈。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上海經濟論壇的演講中，對於近期中國經濟發表了自己悲觀的看法：中國經濟已經處於懸崖的邊緣。《超訊》將孫立平教授的部分演講內容整理如下。  

判斷中國經濟的四大依據

為何會有這悲觀的判斷？孫立平用「短期、中期、長期」的時間維度以及貫穿時間的「體制」，一共四個角度作為「悲觀判斷」的依據。 從短期來看，「政策」多變導致難以形成機制去落實。中國作為一個政策起重要作用的社會，卻頻繁地更改政策，很容易造成政策發布時「用力過猛」，政策更迭後出現「爛尾」現象。同時，許多政策內容過於模糊，難以理解要義，造成實施過程中沒有方向。導致「紙上寫的」和「手上做的」有距離。 從中期來看，由一定的規律決定的「趨勢」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趨勢代表大方向上的情況，受個人影響被逆轉的可能性很低。例如，「運動」、「愛折騰」都是中國人的特性，所以只要中國人感興趣的東西，都會經歷一個瘋狂的「生長期」。最近中國最熱的房地產市場就正在經歷這樣一個瘋狂的時期。但越來越抑制不住的勢頭讓人不自覺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同樣瘋狂的日本樓市。日本房地產自90年代開始「一瀉千里」，市場至今「疲軟」。中國的房地產也有相同的瘋狂趨勢，在趨勢上很有可能會複製日本的「悲劇」。 從長遠的時間段來看，「文化」是最為深入的判斷依據。中國人缺乏信仰，將「掙錢」作為了人生的唯一追求。捨棄一切為了一個「錢」字。僅為了追求個人的短期利益，忽視各種投機行為對於經濟長期健康發展造成的損害。中國這股「邪惡」文化，是中國經濟前景最深入的判斷依據。「炒房團」、「黃金大媽」等群體正是「邪惡文化」的代表群體，為中國的經濟的不樂觀現狀埋下禍根。 最後一個判斷依據與中國特殊的「體制」聯繫在一起。由於體制不同，致使中國的整體的經濟狀況在改革開放前後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如今中國體制面臨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使結構性問題也無法得到根本的修繕。舊問題沒解決，新難題又接踵而至。讓中國經濟「重疾在身」，「喘不過氣來」。 綜上所述，無論從中國的政策、經濟發展趨勢、中國人本身的「經濟文化」還是中國的體制各方面看來，中國的經濟現狀都有點讓人「不忍直視」。 [caption id="attachment_3857"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孫立平在上海經濟論壇演講[/caption]

經濟疲態需經濟危機做變革

近期，即使是到中國最邊遠的地區，也可以切身地感受到經濟蕭條的氛圍。整個中國都籠罩在不景氣的陰霾之中，充斥著悲觀的情緒。在孫立平看來，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奇跡」，都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必然結果。但今後經濟發展的動力、亮點與核心都無法確定，難以找到切入點。同時，權威人士和經濟學家人都承認經濟的衰弱是不可逆的趨勢，經濟指數已呈「L」字發展，而這種狀態將持續十年至二十年的時間。 中國當前的經濟需要跨過很多道「坎」，而金融領域的「坎」可能是最難跨越的：大量的貨幣超發、資產的泡沫，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等。不樂觀的經濟學家甚至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來形容中國可能隨時陷入經濟危機泥潭的現實。 在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早已遇到了許多的問題。但一些被忽略的因素讓中國經濟跌跌撞撞地勉強維持了現狀，如中國社會結構的彈性，即中國老百姓的忍受能力。這種彈性過去一直存在，但一直沒有被正視。 危機對中國來說是必要的，經濟危機的發生可以讓市場加快優勝劣汰的步伐，將優秀的企業和人才留在市場中。中國經濟需要有一場危機，能真正造成一種變革，把中國帶到一個好的方向。  

問題在兩側，癥結在中間

孫立平對「供給側改革」持懷疑態度，認為其並沒有抓住當前癥結。他年初曾發表過《從包子看供給側改革》的文章。此文用包子作為比方，表現如今面對產品銷售狀況並不理想的情況，官方將由需求側改革的政策變為了從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認為只要做出了「好包子」，經濟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好包子」價格如果過高，消費者還是不會買單。但此時商家卻無法降價：稅費高、運費高、租金高、人工高，成本過高已經是薄利營業。這涉及到對中國經濟癥結理解的問題，用孫立平的總結即：問題在兩側，癥結在中間。無論是供給還是需求側都有問題，可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部分卻恰恰是在兩者之間的環節。 曾有在美國經商的中國商人將涉及到成本的環節做了一份中美比較，列舉了十一項成本。其中，中國有八項遠遠高於美國：土地是美國9倍，物流2倍，銀行貸款2.4倍，天然氣2倍以上，工業蒸汽1.1倍，配件3.2倍，稅收美國優惠力度大，清關無需支付費用。只有三項美國比中國高：人工是中國的2.57倍，折舊1.7倍，廠房建設4倍。這就是中間部分的問題，表明中國的經濟社會活動成本過高，造成了企業生產卻不能掙錢，消費者買東西過於昂貴，使經濟無法轉動。 在市場當中，企業與消費者是兩個利益主體。理論上來說，主體的利益應當有種均衡，是最好的狀態。但是真正的均衡只能在教科書的理論之中，現實中肯定是偏向一端。假如市場是個競爭性市場，廠商盡力壓價，薄利多銷，消費者能得到實惠，廠家利潤少，方向偏向消費者一邊；如果市場是壟斷性市場，廠家競價很高但卻不得不買：如購買蘋果充電線，買正版的線需要四百；但又不敢買山寨的，容易爆炸。如此，消費者吃虧，廠家掙錢比較容易。中國現在雖然沒有偏向任何一端，但卻出現物價貴而中國企業利潤為零的時代。 在供給側改革上，需要疏通中間，打開兩側，只有解決中間的問題中國經濟才有可能恢復活力。而中間的問題有關於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高度寄生性。中國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都像爬滿寄生蟲一樣，創造的財富還不足夠寄生蟲吃。 [caption id="attachment_3858"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經濟指數已呈「L」字發展[/caption] 寄生性有幾個特點。首先是政府沉重的稅負。李克強總理無數次強調要減少稅費，把減稅作為這屆政府最基本目標。但稅減不下來，並且還會變成稅負逐漸加重的開端。 以秘魯的「鳥糞經濟」作為前車之鑒，中國一定要意識到「經濟繁榮之後將是一場災難」的情況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中國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的超常規發展，帶有「鳥糞經濟」的特點：政府收入大量增加，需要負擔越來越大的機構、人、專案。現在超常規發展結束，進入新時代，不可能減稅，而是增加的開始。所以這些年壓垮中國經濟的是政府的稅負是寄生性的。 第二是金融資本。近年來，中國金融資本發展擴張的速度要比實際資本要快得多。金融資本需要和實體經濟大體有一個均衡，但是兩者的均衡正在被打破。現在整個金融資本的規模大約是兩百萬億，實體經濟要使用需支付利息。若以百分之五計算，一年就是十萬億利息，可以看到實體經濟利潤空間很小。 第三，這些年中國通過貨幣超發的因素形成的資產泡沫，要命地打破了收入和財富間的均衡。社會能支配的是當時的收入和過去收入積累的財富資產。但是這些年中國把資產的泡沫做大了，兩者的均衡打破了。在越來越大的資產泡沫面前，收入越來越微不足道。人們的心思不會集中在財富的創造上，勞動力就沒有意義。 結合以上三點，現在中國經濟最關鍵的問題是解決中國經濟社會越來越強的寄生性，只有這樣，中國經濟社會才能恢復活力。  

面臨高難度的轉型過程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經濟與社會一共進行了兩次「轉型」。首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從「中國從生活必需品的時代，到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即「從柴米油鹽的時代，到房子汽車時代的轉型」。從8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其實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但是，整體上，社會在生產上進入到了房子、汽車的階段，還有相當一部分進不到這個階段上的人，他們就是造成「內需不足」根本原因。 第二，中國經歷了「從大規模集中置業的時代，向後置業時代的轉變」。1998年，國家開始施行房貸，取消福利分房。從那時候開始，中國人進入到以房子為中心的階段。從98年到現在，中國人用僅僅18年的時間，蓋了難以數計房子，解決了多數人住房的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很少見的一個過程。而到了現在的炒房現象，很多搶購房產的行為都是已經置房的人買來用作投資用途，追求的是生活品質的提高。 兩個轉型其實都涉及到兩個過程：一個生產的過程，一個消費的過程，但是這兩個過程是不同步的；比如說，從柴米油鹽到房子汽車，首先需要生產大量的房子汽車家用電器，還需要購買房子和汽車。 中國改革開放30年，把大量房子汽車家用電器生產了出來。 但在消費方面，在中國這樣13億人口的國家中，貧富差距懸殊、地區發展高度不均衡、城鄉二元結構，要使十幾億人都能消費一樣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容易就發生一場危機、一場災難。 [caption id="attachment_3856" align="aligncenter" width="600"] 上海經濟論壇[/caption] 去年夏天，索羅斯曾在一個演講活動中表示：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減速的問題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中國在不久的未來會在南海發生戰爭。周遭的國家也會捲入，包括日本、美國，從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索羅斯呼籲中美雙方都各讓一步，通過中美之間的合作來解決中國經濟轉型的問題，從而避免戰爭的發生。 「賣不出的牛奶」是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的符號，但這其實是個誤導。30年代大蕭條真正賣不出的不僅僅是牛奶，更是房子、汽車、摩托車、簡易冰箱、洗衣機、電話機、收音機，是耐用消費品。由此次大蕭條，美國激起一場社會的變革，從原始資本主義轉換到福利資本主義。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真正完成了從生活必需品的時代到耐用消費品的時代的轉型，而之所以能完成這個轉變，其實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場社會變革實現的。所以中國假如說要真正地步上新台階，需要面臨著改變整個社會的重要任務。  

經濟危機早該在2006年爆發

中國在2006年前後，實際上就應該發生一場經濟危機。2006年時，一些問題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轉型的任務也已經提出。如果2006年危機發生，即使隨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會對中國形成進一步的衝擊，但用3、5年的時間，中國也可以初步渡過難關。 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2010年的前後中國就能進入新一輪的健康的發展的過程當中，今天可能就在新一輪的健康發展過程當中，中國經濟的現狀就會完全不一樣。 但中國官方不能夠正視這個問題，當年用4萬億去死扛，結果不但沒解決，反而使得問題越來越嚴重。比如說鋼鐵，曾經存在的問題不敢面對，仍在不斷投入，結果就造成了如今的年產10億噸的問題。 當前，人們需要正視的是中國正面對一場經濟危機。在經濟危機的面前，最重要、急迫的是對於未來的、明確的、穩定的預期。今年春節時期，很多人都在談論經濟的蕭條感以及自身消費謹慎的現象。不止一人表示：往年都買鞭炮放，但今年第一次沒買。為什麼呢？是因為春節之前很多人的收入都下降了一大半嗎？並不是，很多人的收入沒什麼變化。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是預期變了，很多人覺得今後這幾年掙錢可能不太容易了，所以花錢得謹慎一點。這其實就是預期的重要性，需要高度重視。那麼這個預期是什麼呢？就是三個東西：國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 國家政策頻繁更換，發展方向不突出；精英和上層人士大量向境外轉移資產、移民，缺乏安全感；老百姓失望，缺乏對未來的憧憬，這都使得中國人對未來的預期大大下降，如遇經濟危機，可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更毀滅性、更徹底的打擊。 從孫立平講話中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已處於嚴重的疲態。面對現狀，更需要的是正視問題，直面危機，將深層次的問題擊破，實質性地解決體制、政策以及文化中的問題，進行變革，才能降低不良影響帶來的衝擊，化為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