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彈丸之地，擁有着自英國殖民時期所積攢下來的巨額財富。陶醉在經濟大好的形勢下，大部分人認為，在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作為唯一採用了西方式經濟體系的經濟政治自治區，香港的前景會因那龐大的大陸市場而更好。相對於當時政治環境不穩定，經濟又封鎖的大陸，香港，作為一個穩定而又出色的特區，將會成為引流中國大陸市場潛力的開口，提供給那些不太確定的西方企業一個落腳點。出乎意料的是，在近20年後，香港卻並沒有向大家所想的那樣，利用她那獨特的地理位置，發展出驚人的成績。除了04-05年短暫的快速增長，香港的GDP增長一直持平或低於回歸大陸之前。甚至，在近五年間，香港的GDP增長率停留在了百分之2.9。這個數字，雖然相比起同樣掙扎的西方國家來講並不差，但相比起中國大陸，卻是大為之遜色。若是那經濟的降速並沒有打破香港人對於前景的美夢的話，那日漸窘迫的生活則敲動了警鐘。當一家四口人被迫蝸居在不足50平米的房間，收着平均1萬港幣左右的工資，卻又面臨著4至5萬港幣的房租時，一個社會肯定會迎來動蕩。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近期2019年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則可以被看成是這個動蕩的縮影，或噴發的一瞬間。

扭曲的香港社會

香港，最為經濟最“自由”的區域，付出了名為的貧富差距的巨大代價。香港的基尼係數在2018年為0.538，遠遠高於美國甚至新加坡的0.411和0.457。在這座不足紐約百分之一大的城市裡，生活着世界上最富和最窮的一群人。在香港，最富的百分之十收入為最窮的百分之十的44倍。最富的人群更可以高枕無憂的掙着千億港元，卻又不需要擔心任何稅務。香港，為了維持她所謂最自由的經濟，選擇不對企業徵收任何產業稅，增值稅，股息稅，或者資產增值稅。相比起對最高收入人群收取百分之37邊際稅率的美國，香港也只收取百分之17。這樣的獨特稅收體系導致香港至今都沒有形成一個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相比起其他發達國家，香港這種畸形的稅收無法給予窮人或失業人口社會保障。雖然今年在林鄭月娥的主導下出台了個別福利政策，但那些都是車水杯薪，甚至無法帶給絕大部分香港人足夠的保障。相對於幾千的基礎工資，高達225萬的基本定金外加每年數萬的額外金額對於那些連社會房屋都要排期四年的貧困人士，那些最需要這項服務的人士來講，實在是太過於昂貴了。
在這種未來尚未保障的前景下，年輕人對於將來是忐忑不安的。他們被迫生活在自己父母的身邊，也無法保證自己在將來大學畢業之後找到得心應手的工作。如此極端的環境下催生了怨恨。他們不滿社會的不作為，同時也期待着變動。在這種心態下，林鄭月娥那不成功的社會福利改革，在他們及廣大香港平民眼裡，也變成了她無能而導致的失敗。在這種失敗的驅使下，他們會對林鄭月娥的一舉一動都會產生質疑。這次修正法案所導致的抗爭，其中有很大因素，也是因為民眾對於鄭月娥出台的條例的不信任所導致的。
這種不信任感，更是在中國大陸近期的強硬態度下更是惡化。自從2012年習近平當選最高領導，中國大陸不管在處理國內問題，還是在國外問題的處理上都更為之強硬。許多西方媒體及學者，看着大陸在非洲所支援的無息貸款，也驚呼殖民主義的復出。對於國內，尤其是新疆和西藏問題，他們更是秉承了“中國殖民異鄉”的態度，強烈批判新疆學習營這個嚴重的人權失態。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中國政府侵佔自由的鐵證。這種觀念，在近期中美貿易戰的爭鋒相對的局面下，已經幾乎被所有西方媒體所採納。在這種印象下，西方人士對於中國的態度急劇惡化。這個態度，隨着中方的強硬態度，只會傳播的更高更遠。生活在香港的群眾更容易受到外界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的影響。當其中大部分所報道的負面新聞，例如最近官方對於少數民族問題的強硬政策，傳到香港人耳中，再加上2014年的8-31法案以及林鄭月娥的親中立場，更是增添了他們對於香港未來的不安。
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自由，在港人眼裡，香港的民主自由也是吸引如此眾多商業精英駐紮於此的獨門秘籍。商人是看中了香港所能帶來的額外紅利而群居於此。若是沒有了這群人士，民眾害怕香港經濟將會倒退許多年，而他們的生活將會過的更加悲慘。在這僅有的自由和不想讓自己生活倒退的驅使下，許多港人都警惕中共對於香港政治方面的影響。其中，不管是2014年還是2019年的爆發，都是香港民眾對於中央政府的直接影響而產生的應激性反應。在97年回歸時所打着的“港人治港”這一大旗幟，在近年的不斷衝擊下，在港人眼裡，已經搖搖欲墜。雖然在這之前也有部分爭議行為，像是銅鑼灣書店事件，但修訂逃犯條例則把一切曾經暗箱操作都放到了檯面上，潰壩了許多香港年輕人僅剩的美好期望。雖然相對於8-31法案，逃犯條例裡面對大陸方引渡的條例，從適用人群到港方審查都規定極其嚴格，但面對一個對於中方政府，甚至自己政府的自主性不信任的民運分子來講，這些條款都不過是遮羞布而已。

示威的年輕人

面臨這種看似是要在2047年前完全摧毀香港民主的舉動，香港人，主要以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輕人，採取了措施。首當其衝的就是2014年的黃色雨傘事件。在中央提出的8-31決議，也就是將香港行政長官的最終任命權轉交大陸的初步決定下，在位於香港中環的地帶，以黃之鋒等人為首的學運組織開始了為期數月的靜坐抗議，要求撤銷決定並且梁振英下台。雖然最後並未成功，但這也首次提醒了中央香港目前的問題，也提供給外界政府所謂中國政府正在干預獨立政府的確切證據。在2019年林鄭月娥的修改逃犯條例的現在，民眾的態度又被調動了起來。雖然並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中國政府在背後指使，甚至有傳言是林鄭月娥擅自決定修改條例，但對於這條法案，香港人害怕其將會提供給一個合法的理由抓捕意見不合的人士。隨着恐懼的傳播，高達數萬的人群，穿着黑色衣裳，上街遊行抗議。
香港官方的態度，在開始，過為激烈了一些。比起談判，他們選擇使用警力驅逐這些遊行人士。這反倒而激發了更多人的鬥志，導致了香港目前為止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動。可能高達兩百萬的團體，在一座七百萬左右人口的城市裡，抗議警察暴力執法，以及要求政府同意“五大訴求”。這接下來的日子裡，警方和示威者之間的暴力傾向越來越常見，這個除了警察以及黑衫示威者，還有傳聞和警方聯手的元朗白衫軍。這幾方實力，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動態平衡。這個運動，在經歷了最初示威，到警察暴力，在到機場事件還有以眼還眼事件後，還看不到停止的跡象。
這兩次大規模運動，雖然組成的人群，發生的地點都不大一致，但卻有眾多的相同之處。從中，第一大特點就是兩者同是由學生作為主要活動人士。相比起其他由軍方，或者工人所主導的革命性運動來講，香港的這兩次運動主要組成是中學或大學生。雖然具體人數仍有爭議，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運動的確是由青少年主導。同時，兩者所定下來目標，或者所想要爭取的政治變動，也是異常的一致。

雨傘運動 反修例
梁振英下台 林郑月娥下台
普选 普选
撤回“8‧31決議”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釋放被捕示威者
  追究警方责任

與其分割比較，兩場運動其實更應該看作是一個活動。雖然細節不一樣，但細數主題，兩者則都有着同樣的要求。對於抗議者們來說，雖然理解中共乃為最高決策者，但現屆特區政府最高領導人的下台，能起到安撫人心的效果。同時，他們同樣要求進行普遍選舉，這相對於香港目前所保有的 “半指定，半選舉”的議會系統，將會使得香港人依靠投票任命議會裡所有席位。在當今抗議者眼裡，這將會把所有權力下放到香港群眾的手中。他們想要的是不再會有中間人，或者部分不代表香港主體政治理念的商人所主導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樣的訴求其實在香港也不算罕見，自從1997年開始的“七一大遊行”的主要訴求其實就是普選。而撤回修訂法案雖固然重要，但卻也只是引起烈火的火種。若是還以法案作為主題的話，那從林鄭月娥暫緩修正條例的時候，這場運動就應該隨着溫和派妥協而逐漸消聲的。發展到現在，這場運動已經不再是以法案的撤銷作為主題的了。
學生運動在中國
學生運動在中國歷史紮根已久。這些由學生組成，目的為政治或經濟變動的集體行動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的黨錮之禍, 再就是近代的五四運動，以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古今中外，學生運動最主要形成因素，如上所述，就是對於當局政府，或其政治立場的不滿。這種不滿不代表學生想要推翻其政府，這樣的理念，不管在1989年或是2019年的這兩場學生運動中，都是明確被提出來的。甚至，香港在這次運動的五大訴求中，就已經提到了”不要將這場活動定性為政變或暴亂“這個條件，相對的訴說著他們不是想要推翻香港政府的理念。
在中國歷史悠久的學生運動中，1989年的“六四”所帶給香港民眾的影響是久遠且持續至今的。比起其他更加久遠甚至媒體尚未發達的時代，1989年的學生運動正好發生在香港回歸大陸前的8年前，香港正式確定回歸中國的5年後。在舉行胡耀邦追悼會的天安門現場，學生們同時發起了一場要求要求政府處理失業人口以及新聞結社自由的政治訴求運動。在為其兩個月的掙扎中，眾多的勢力的參與已經將這場運動從學生訴求改變變成了一場政治鬥爭。在共產黨內部，保守派和自由派也在爭鬥中國將來的走向。最後，武裝軍隊被派入北京清掃廣場。雖然黨內自由派早些時候已經警告了學生群體離開，但在柴玲和吾爾開希等強硬派等人的勸留下，學生還是晚了一步。即便到了今天，香港方面還是有着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隨時隨地的提醒香港人歷史的殘酷性。
但是，相對於今日的香港，1989年牽扯到太多政治衝突，所以才最終導致了血淋淋的結果。在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鬥爭，以及學生領袖絲毫不肯退讓的強硬態度下，近千名的學生的流血換回來的不過是個更加封閉的系統。之前在深圳投放的選舉種子，也被過早的掐斷了根。當然，那些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學生領袖們，幾乎都通過美國CIA所組織的“黃雀行動”而通過香港等地成功逃離了大陸。他們在海外近乎所有人都被美國常青藤大學所接納，作為民主運動的前驅而擁護；而那些因聽信他們言語而留在廣場上的學生們則無人問津。六四的結果，至今都在困擾着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更是嚴重影響到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判斷。雖然共產黨嘗試了各種方法洗漱這次事件，但它的影響卻實在是太過為廣大。這個劣跡流傳至今，經過少許誇大，已經成為了香港學生運動人士以及支持者的最大擔憂。近期所廣泛報道的深圳武裝演習及福田邊境聚集的裝甲車更是印證了他們的恐懼。他們害怕“天安門事件”會在香港上演，恐懼着西方所說的坦克車碾壓人民，卻隱隱約約又流露出些許期待，因一旦“六四”重現，將給予他們運動進一步的正當性和關注度。

香港的問題，共產黨的失敗

不可否認的是，香港的許多問題，的確可以靠着修正議會而着手進行調整。但，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是通過這條法律而衍生出來的呢？自從1997年交手之後，香港享受了相當程度上的自由，為什麼不趁着那時候開始修正呢？而在英國殖民之時，為什麼香港人對於相對現在封閉的政治環境，沒有產生任何意見或暴亂呢？當然，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靠經濟來解釋。英國殖民時期，甚至是兩千年間的經濟形式，比起現在那萎縮的市場來講，前景還是好得多。就像中國大陸民眾與共產黨的關係一樣，他們雖然承受着的束縛，但卻享受着經濟增長而帶來的紅利。在經濟增長的時候，每個人都想的是掙大錢，而對於那些相對遙遠的政治和他人的生活，可以適當的視而不見。這與中國人，或亞洲人自古以來秉承的觀念互相符合。相比起經過近代文藝復興，啟示，和民主宣言的西方來講，東方價值觀一直都遵守穩定大於自由這守則。相對於崇尚個人自由和精神性的西方社會，東方社會向來都是把集體利益和物質性放在自己關注的首位。香港，雖然收到了西方社會的萬分影響，在骨子裡還是保留着許許多多東方傳統。或許是在這種潛意識的指導下，香港的民主意識在一切都欣欣向上但卻政治壓縮的殖民時期選擇了沉默，讓步與經濟增長。而在經濟形式看似無法好轉的當下，這種需要民主的聲音極具而又迫切的增大。


同時，中國共產黨，相對於西方國家及西方媒體，在宣傳，統戰和決策方面上都處於弱勢。這種弱勢，如同冷戰時期的蘇聯相比起美國、歐盟，是由多方面因素而導致的。第一為意識形態的劣勢。雖然近些年來，社會主義理念，像是社會福利及免費教育逐漸在西方各國轉播開來，所謂共產主義這一大系統還是飽受他人偏見。這不僅僅是因為其基本條例有逆與百萬年所積累下的社會人文和經濟體系而導致的各種危機，更是因為其前驅國家所犯下的種種過錯而植入了根。蘇聯斯大林的鐵血清理政策和毛澤東時期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結果論主導的西方看來，就是導致千萬百姓死亡的罪魁禍首。而在這種條件下所建立起的政府，在他們眼裡，手裡沾滿了鮮血，並無太多正當性或正義可言。同時，這些早期犯下的過錯更是被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所利用，在紅色恐懼的當時大幅度被宣傳，而在很多人的心裏面種下了“共產主義=壞“ 的思想。這種思考方式，雖然在冷戰結束後，在蘇聯這個最大共產主義國家的垮台而稍告與段落，隨着中國大陸的種種強勢，以及這次香港民主與共產大陸的爭端，又再度蘇醒。
第二，中共一直以來在統戰和宣傳方面都過於弱勢。相對於西方社會成熟而又發達的信息媒體平台，中方能夠真正傳播至世界社會的聲音因自己那逐漸縮減的發聲平台而逐漸削弱。這部分原因可以歸責與中國在娛樂媒體發展較晚，在西方媒體早已成熟的現在，作為才剛剛起步大約二十年的中國媒體無法有效的侵入美國及西方社會。這樣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西方社會人群在信息方面上只能依靠美國及各種西方媒體等相對在對華問題上較為強硬和負面的熏陶。這種熏陶的結果最後就是整體的負面態度。再來，中國方面對於自己國內的私人平台的過度擠壓也不利於自己在國外的聲譽。從最初2014封閉的9,800多個自媒體賬號，到各種私人媒體平台的關閉，這些新聞在新聞信息過於發達的現代社會就宛如一次巨大的倒退。這種措施，在以自由和開放著稱的西方社會來講，也被當成是政府欺壓人權自由的證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初就不被大部分國家人民所看好，在態度稍顯好轉的二十一世紀，看似要步入開放社會的現在再出爾反爾，反倒而加深了他人對於當今政權的壞印象。
再者，中國政府在統戰方面的“與精英建立統一戰線“在貧富差距懸殊時代里逐漸露出疲態。在世界地區基尼係數一再高漲的現在，將寄望擱置與富人身上已經不在符合時代的進展。不管是一帶一路，還是支援非洲等國，都將與他國打好關係的中心放在了富人或當局政府身上。雖然這樣的行動因強硬的當局政府能夠短時間帶來有效的成果，但在長期發展中，卻有許多變量尚未考慮。非洲國家，列如埃塞俄比亞以及索馬里等國家的政權極不穩定，可從極度集權到無政府等狀況變動。在這種不穩定政權的統治下，投資資產，甚至挪動百億美元的貸款實際上是極度危險的。稍有變動，這一切先前定下來的條例便極有可能作廢。在委內瑞拉等國家，在這種國內國民極度不滿，物價飆升的情況下，就很有可能對政府發起政變。而中國，因為選擇了支持投資馬杜洛政府等政權，就很有可能在下一任政府的上台下被列入”黑名單“。光和富人搞好關係，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在香港等政治體系相對獨立的個體，中國無法保證這筆資產的流向。一個出色的外交政策需要照顧最終需要照顧不同群體的需求，這也是美國在大蕭條時期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在面對一個蕭條的經濟，政府投資究竟怎樣才能造福社會。當時的主流思考為政府投資公司企業等大老闆，因若是他們有錢便可以投資企業，這樣他們便可以招聘更多工人，再來這些工人便會將掙來的錢花在購置產品上，到頭來再增添公司所有的現金流。這樣的想法聽起來很好，這也是當時政府所決定的解決方案。但是，現實則證明了他們錯誤的估計了形勢。投資企業而導致正面循環過於理想主義，那些企業，雖然在之前保證會將這筆資金重新投入社會，轉頭見便將政府援助投入了外國銀行，底層百姓沒有受到任何好處。這個問題其實也出在香港身上了。在回歸時，中國大陸給予香港的許多好處，最後都落到了香港四大家族手上。而他們並沒有選擇完善香港的社會，改變社會階級矛盾，反倒而將這筆錢私用，在外國等地購置財產。他們更是在許多本可以改善香港經濟結構的議題上堅決抗議，例如曾經計劃的科技港，在他們的集體投訴和煽動民眾下，也被撤銷。也是正因如此，香港的經濟結到現在為止也只依靠金融和地產，嚴重影響到了城市的發展。如今，察覺到形式不妙的他們，又紛紛選擇逃離香港，奔向自己位於國外的資產。李嘉誠，在享受了本屬香港人民的好處後，便撤資香港，移居英國，身後留下了一片爛攤子。他給慈善機構投資的幾億港幣，相對與他所受到的幫助相比，也不足百分之一。
富人是富了，但窮人還是那麼的窮，這種階級矛盾著述了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失敗，也是導致如今社會動蕩的起點。很多時候，人是不會看到過程，只能看到結果的。這個問題，中國大陸過於貧弱的宣傳口也需要背負責任。香港人民看到的只有日漸增距的貧富差距，但卻不會看到中國方面曾經為香港所付出的努力。他們看到的只有政府的失敗，政府與富人同流合污，還有中國政府侵入香港自主權的威脅。這樣的虛像，加上許多人所嚮往的經濟高速發展的英國殖民時期，甚至導致有些人高呼希望重新被殖民。雖然是少數，但也證明了香港問題所在，更是訴說任何中國政府急需調整政策的警鐘。
西方的不解：大陸民眾的“反民主“
目前，國際社會將香港問題列入它們首要的觀察支持對象。不管是台灣還是香港，都成為了所謂共產主義與民主切磋的第一戰場。這個戰場雖然沒有硝煙，但這無聲的鬥爭也是萬分激烈。這個交鋒點，從最基本的國家鬥爭，甚至衍生到了人群之間的不和。不管是最近中國媒體報道的深圳記者被羞辱，再到留學生及華人在國外大學等地與港人及支持派的口舌相爭，都是一個個大戰中的局部衝突。在這種大戰中，西方人群往往會疑惑，為什麼中國人，即便是接受了外國教育，還是堅決選擇站在政府這邊呢? 這種疑問甚至延伸到了大陸人民，為什麼他們在香港爭取自己民主的時候，反倒而還要反對他們呢？這種疑惑往往會遇到許多不盡人意的解答，最終的結果也總是會淪落到種族及地域歧視，以及種種罵戰中。
其實這種極為對立的態勢是可以被解釋的。這些在澳大利亞及加拿大大學裡面起衝突的人群，尤其是大陸群眾，一般都是中國內部最擁護共產黨的後代。他們的父母主要都是高官，或是利益既得者。作為高官後代的他們，某種意義上，所看到的，所能夠享受到的，都是多虧了共產黨的福蔭。在這種思想觀念下的影響下，他們的態度也不足以為之而感到奇妙的。那些在加拿大開着豪車的“愛國派“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在國家機構裡面任職高官的。他們及父母親依靠共產黨發財，那更不能讓它垮台。在這種中國政府在國際平台失聲的狀態下，更是要表明自己的決心。這批利益既得者，同時也有部分中方資助上學的年輕人。受到資助的他們，更是有需求，或被命令支持中方政府的抉擇。其他人，則是魚龍混雜。有些留學生真正從心底支持共產黨，因黨將大家帶離了貧困線。有些則是看着好玩，或因自己不想脫離群體，而選擇加入。更是有一批人，雖然西方尚未明確報道，很可能是因為香港自回歸以來的矛盾而反對港人的。
其實，一直以來的中港矛盾，也是激化大陸民眾反對香港民運的一大因素。這點對於理解大陸老百姓對香港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但許多西方媒體卻仍未考慮進去。香港民眾，雖然在西方媒體看來是為了民主而戰的戰士，但在大陸歷來的，他們並非是聖徒。在很多大陸人看來，港人總是用着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大陸相關的人士。對於那些來自大陸的遊客，香港人看起來也總是用一種不可耐煩的態度對待他們。在回歸之初，港人也只是嘲諷大陸人不講規矩，以及批評他們鄉巴佬一般的行為，但隨着大陸發展，人們生活水準急速提高，遊客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這個嘲諷逐漸變成了貶低和辱罵。在論壇里，部分年輕人甚至會使用“支那“，”豬玀“等帶有強烈侮辱情緒的字眼稱呼大陸人。當然，這種態度的形成可能是因為大陸人在香港太不禮貌，搶購香港人的資源，或者有些時候的不雅行為所造成的。但即便是這些理由，也很難為他們面對大陸人的粗魯行為辯解。使用歧視性語言或者拍下視頻，公開羞辱他人，都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做出的舉動。面對這些不符合當地的不文明行為，禮貌的教導是最好的出路，而粗暴的將其套在整個群體上。使用辱人的稱呼則會產生負面作用，將大陸龐大的人口推向香港的對立面。在這種對抗的思想，外加現在官方媒體反學運的腔調下，大陸人士逐漸的向著反感香港人士的方面前進。面對香港民運，他們反對的可能不是民主自由，而是香港人他們本身。就算是接受了外國教育，西方媒體的留學生，在這種對立思想的熏陶甚至親身經歷下也會反對香港及學生運動。部分香港人沒有明白，拉攏中國大陸的百姓，和外國人士一樣，也會給予他們更多的幫助。而就算是有這種想法的香港民運分子，他們求助與大陸人士的態度也常常是極為傲慢的，無法有效的傳遞到中國大陸當中。
其實，除了來自大陸的留學生，真正需要西方質疑和自我詢問的應該是那些華僑。為什麼他們在接受西方的教育和生長環境之後，還選擇支持中國，這個現在被很多西方人看作是世界上最邪惡的獨裁國家呢？在外國的初代移民還可以由中華一統思想而解釋他們的選擇，但那些二代甚至三代移民，他們為什麼還要支持呢？這個恐怕可以聯繫到他們在所在國裡面臨的歧視和壓迫。雖然西方社會追求種族平等，但還是有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種族歧視這一方面上，華人又屬於不愛發聲的群體，不愛聚眾鬧事，因此甚至得到了“模範少數族裔“這一”美稱”。但是，這個忍氣吞聲還是有界限的，這個發泄點可能就在香港這個事件中。有些人，因自己的不幸，會希望着一個強大的華人群體。這個華人群體則體現在目前強大的中國身上。在這種歸屬感前，他們，即便接受了西方自由價值觀，也可能會支持中國大陸。

中方的態度：香港問題的處理及可乘之機

有些西方媒體等人士尚未摸清，但在處理這次事件上，中國政府給予了香港政府基本完全的自主權。面對這些問題，中方目前除了譴責，還有最近廣泛討論的深圳福田裝甲車以外，也還尚未沒有動作。更可以說，若是在事件的開始便出手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妥協香港人民的要求的話，可能就不會鬧得那麼大的。現在，香港政府，對於現在所面臨的困境，除了不可能接受的普選條例以外，其實還是可以協商的。但，協商卻恰恰是民運的最大缺陷。因為其包括的人群太多，民運往往是群龍無首的。雖然有部分中心人物，但他們也很難達成共識。最終，往往是激進派最能代表整個運動。因為興趣的分散，民眾和政府的談判將進行的無比緩慢。
以及中方可能會採取的措施，在這一點上，還需打消部分人的疑惑。作為一個國際大國，中國在短期內，是不會採取任何暴力傾向的行動的。相對於部分西方媒體和人們所廣泛擔憂，中國無需在香港再度採取“六四”一般的手段。香港，不像北京，並不是中國的首都，更不是中國政治的中心。在香港滋事的群體，只要聲音傳播不到大陸人民耳里，進而對共產黨的統治產生威脅，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忍的。更何況，“六四”本身不僅僅是學生要求一系列的民主和自由，更是涉及到了共產黨內部的危機。在1989年，共產黨內部勢力糾紛已經到了沸點，甚至有可能會導致分裂。只有在這種緊要關頭，中方才採取了極端的措施。面對香港，中國共產黨有充裕的空間和時間去選擇，甚至沉默，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實際上，香港對於中共最大的難點其實是在怎樣在破壞“一國兩制”的情況給台灣做個好的示範。對於大陸來講，處理好香港問題，就是增添自己在台灣問題上的籌碼。一國兩制，這套系統，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勸服台灣回歸大陸。若是香港問題，大陸選擇用武力解決問題，將會降低或摧毀一國兩制這一招牌。那樣的話，大陸所擁有的選擇可能就只有武力統一了。這一點，對於大陸領導人來講，也是極力想避免的狀況。
雖然現在共產黨希望平息這場運動，但這樣再鬧下去，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他們也是有利的。香港問題作為除了貿易戰以外能夠凝聚全國人民的一張牌，能夠在有限時間裡轉移視線。中國現在因為貿易戰的原因，經濟部分已經開始下滑。在這種民心不安的情況下，香港成功的將人民心目中怒火從現在下滑的就業率轉向了民運分子。若是這次香港民運的失敗使得香港倒退，中國政府更是能對大家宣稱這是民主的失敗，進而恐嚇那些民主派人士。如果香港那些學生領袖們像“六四”學生領袖一樣通過CIA的幫助前往美國進常青藤進修，中共更是能用此來說明美國在香港問題的介入，進一步挑起人們對美國的仇恨。而這也能被政府用作警鐘，對於那些期待着民主運動的人士，警告他們可能不過就是民運領導的墊腳石罷了。除了政治，中國也有經濟的考量。香港的示威正好能轉移香港內部企業的資產。在自己商業活動被嚴重影響，以數億為單位的資產損失的現在，已經有企業家站出來叫停這場學生運動了。如果這種情況持續，甚至拖垮香港本身的金融的話，有部分企業將選擇轉移資產。他們的落腳點，除了新加坡，也有可能會是上海或者深圳。在政府推廣開放城市及經濟特區的現在，迎來新企業的上海和深圳將會進一步降低大陸對香港的依賴性。在香港之佔中國GDP的百分之2.8的現在，中國對於香港的重視程度已經大幅度跌落，若是深圳或上海發展成亞洲新一代的金融中心的話，更是會如此。這種資產撤離，也將會影響到香港人日常的生活，甚至加大貧富落差，降低民眾的生活質量。


最終決策
現在，有傳聞中國方面想在十月一日國慶節之前平息這場運動。這恐怕是出於面子而考慮的最終日期。作為建國70周年的慶祝活動，中央這次是做了萬分準備。若是香港問題持續到國慶，那西方媒體的焦點將不會是這次耀武揚威的慶祝日，而是那場遠在中國南方的人權危機。對於這樣的未來，中方是不會置之不理的。當然，這不是指中國大陸將會派遣坦克車進入香港。這次，在處理內部學生及各類群體問題上更為穩重的北京，有很大可能會採取更加柔和的措施。
中方，如果接下來的形式不錯，可以繼續現在所採用的“冷處理“，對於香港內部的矛盾，只發表口頭譴責，逐漸等待事態冷卻，溫和派隨着香港政府的繼續軟化或因自身原因而消散。剩下來的強硬派，在人寡的情況下，發聲也會隨之而減少。對於那些人，政府就可以選擇處理方式。他們可以逮捕，或者限制那部分人群以至沉默化。當然，如果人數過少，政府也可以選擇冷處理，以免更多麻煩。
但是，香港學運也明顯的明白了中方對於今年國慶的重視程度，而準備不惜任何代價把運動拖延到十月份。作為一個關鍵節點，香港民運人士可以更好地將自己的訴求表明於西方社會。面對國慶必不可少的武力展示，香港方面或許會進一步的表達自己對於中國鎮壓，以及“六四”重現的恐懼感，俘獲西方民意的支持。更多，他們也可以利用這種恐懼感，在民眾逐漸疲憊的現在，再度激發他們對於中央政府的恐懼，甚至擴大這場運動。
但不管怎麼說，香港問題，就算鎮壓了這場活動，也不會憑空而白的就此消散。香港問題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有政治，更有經濟考量。很多時候，他們訴求的民主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自由和自尊，而更是一種希望香港改變的舉動。作為這一點，中央政府其實可以選擇在多程度上修正香港特區政府。推動普選，或者大程度上的普選，可以有效地修正香港目前的問題，外加重新俘獲香港人的內心。在普選的情況下，大陸方面也無需擔憂香港獨立或不聽大陸的可能性。就算是聽從民眾意見，選取了一位強烈反中的領導，他們也需在面對大陸強烈的影響。不管是經濟，還是基本生活的聯繫，香港政府也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妥協，甚至聽從於大陸方面的統治。

結語

香港2019年的反送中條例，甚至之前所鬧出的種種運動，歸根到底，和香港社會自身的問題緊密聯繫。面對這些問題，大陸和香港政府方面在之前十幾年所做出的修正行動實在是不夠多，無法奪得香港人民的愛國心。這樣的局面，到了現在，已經演化成為非常嚴重的分裂，甚至有可能失去了這一代香港年輕人。這場運動，不管好壞，應該給大陸方敲響香港的警鐘。若是不再調整，這種代表年輕人思想的運動只會越來越多，到最後恐怕是覆水難收。
面對這種困境，北京需要抓住僅有的機遇，奪回香港人的民心。過去的決策已經難改，但若是現在還不著手改善的話，恐怕下一代香港人也會像今天這些年輕民運分子一樣，對於大陸帶有一定的偏見。到時，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對峙，是怕是會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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