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獄中來函：鐵肩擔道義——紀念敬愛的習仲勳伯伯逝世17周年

今年5月24日，是我最敬愛的習仲勳伯伯逝世17周年的日子，我在冤獄中更加懷念他老人家對我的大恩大德，通過家屬會見，口述給我弟弟，寫下這篇飽融著血淚的紀念文章。

1979年，我考上大學不久，楊靜仁伯伯和呂琳阿：姨讓我去廣州看望習仲勳伯伯。那時我才16歲，印象中習伯伯很帥氣而慈祥，他一雙溫暖的大手拉著我去吃飯，像慈父一般使我倍有安全感和依靠感，令我懷念至今。
習伯伯19歲在甘肅發動“兩當兵變”，後又和劉志丹、高崗、謝子雲等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才20歲出頭，他任陝甘寧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為陝甘寧邊區革命武裝鬥爭和邊區經濟建設做出了卓越貢獻。當時，在王明極左的肅反擴大化運動中，他差點被活埋，幸有中央紅軍的到來，毛澤東及時救了他。所以，後來有人認為是陝北救了中央，而習仲勳堅定地認為是中央救了陝北，顯示了他以大局為重，實事求是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習仲勳斥責康生喪心病狂

1942年，康生在“搶救”運動中，使用極左手段，逼死了不少人命，習仲勳斥責康生的這種喪心病狂行為荒唐可笑，並進行了堅決的抑制。1947年，康生在土改運動中，無限上綱，殘酷鬥爭，甚至喊出了極左的“油炸地主、火燒地主婆”的口號，習仲勳上書黨中央，堅決反對這種不顧事實與界限、無限擴大化的殘酷鬥爭，中央及時制止了這種瘋狂行為。

建國初期，習仲勳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期間，為平定西北少數民族的武裝叛亂，作出了尤為突出的貢獻，深受少數民族群眾的熱愛和衷心擁戴。五十年代初，習仲勳奉調進京，先後出任政務院秘書長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並分管民族工作，協助周恩來總理為黨和國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分管民族工作期間，他尤其注重團結少數民族，深受少數民族宗教領袖和各界群眾的擁護。
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初，他的那位老戰友落難時，眾叛親離，落井下石的人不少，唯獨習仲勳不計個人得失，登門安慰規勸他，這也許是他的這位老戰友在天之靈的唯一安慰，充分體現了習仲勳絕不趨炎附勢的高尚人品。我尤為敬佩習伯伯這種難能可貴的人品。
1962年，習仲勳伯伯因為給小說《劉志丹》寫了序，被康生無限上綱並誣陷，懷恨在心的康生欲置其於死地，幸有周恩來總理的極力保護，他才倖免於難。但因此蒙冤被關押、批鬥、監護長達16年之久，期間他和齊心阿姨及其子女家屬因受牽連，吃盡了苦頭，嘗盡了人間的辛酸和世態炎涼。
七十年代末，他在胡耀邦伯伯的關心下獲得平反。主政廣東期間，他率先向中央提出建立深圳、珠海等沿海經濟特區，並積極吸引外資、發展特區經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廣東沿海，尤其是深圳邊防地區，有一些因生活貧困偷渡去香港時被關押的一些人，中央和廣東省一些領導主張將這些人判重罪，而習伯伯深入調查研究後，滿懷深情地說：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使這些人因生活困難而不顧生命危險地鋌而走險偷渡香港，他們也是為了一條活路啊！堅決主張將這些人進行了寬大處理，再一次體現了他老人家的偉大良心。要知道，一個人在一生中，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始終保持有一顆偉大的良心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而敬愛的習伯伯一生都堅定不移地做到了這一點。
八十年代初，習伯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期間，緊密配合胡耀邦總書記，做了大量細緻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深受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好評。他在書記處分管港澳臺工作，指示香港方面的有關負責人要堅決克服以前香港工作“一左二窄”造成的嚴峻被動局面，要團結香港上、中、下、左、中、右各個方面可以團結的力量，做好統戰工作，深受香港各界人士的好評，為爭取香港的資金、人才、技術投資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以及香港的順利回歸祖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習仲勳為胡耀邦講公道話

令我記憶深刻的是，胡耀邦伯伯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不久，有一次曾眼含淚花地深情回憶道：在我遭到一些不正常不公道的非議時，唯獨你習伯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為我講了公道話，難能可貴啊！我知道，不公道地非議他的人中，就有他堅決主張為其先平反的那位高官！對比之下，習仲勳伯伯的這種高貴品格，真是高山仰止，光照日月星辰！

最令我敬重他老人家的是，八十年代後期，習仲勳伯伯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任上，堅決主張建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與法制制度，尤其是要有一個比較好、可操作的法，把党的幹部，尤其是党的高級幹部堅決納入法律的嚴格管轄之下，充分體現了他老人家憂國憂民的戰略眼光！
九十年代，習仲勳伯伯已退休在深圳，仍然關心特區和國家的建設。期間，我因反抗山西一特大盜墓團夥對我深圳家中的入室搶劫，向有關部門報了案，沒想到我卻因此蒙冤，而被一審判了比該團夥重要成員還重的二十年重刑！在叫天天不應的情況下，是我最敬愛的習仲勳伯伯和原甘肅省委書記李子奇叔叔以及原甘肅省政協副秘書長李天昌叔叔，勇於擔當，敢於作為，通過原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叔叔為我主持了公道。因為我已被關押了三年，發回重審時，重審法院就以“走私文物罪”判了我三年有期徒刑，而我被搶的李可染、石魯、李坦克等人的十幾幅現價值達幾億人民幣的名畫和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很多寶貴文史資料至今下落不明。
事實上，我只是將我從青海省文物商店合法購買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景德鎮仿製的中國明永樂時期的一個現代工藝瓷瓶（底上“大明永樂年制”簡化字款識，此鐵的事實充分說明了此瓶絕非禁止出境的國家文物。）在甘肅蘭州賣給了香港朋友葉榮莊，附有青海省文物商店的發票和有關不是文物，可以出境的證明。而葉榮莊後來稱把此物帶到香港又賣給了他的友人，葉帶此物出境我完全不知情，而我卻被判了三年莫名其妙的“走私文物罪”！出獄後，我不服此判決擬申訴時，習伯伯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人至察則無徒，水至清則無魚。人誰不犯錯誤呢?得饒人處且饒人，娃娃算了，我才作罷。沒想到，多年後，康生的孫子康猛（網上可見）在這次誣告陷害我時，讓執法人員把此事寫進判決書中，以“證明”我有前科而這次應有罪！

習仲勳給了新生命

如果沒有習伯伯為我主持公道，我也許早已冤死獄中，也就不可能有我可愛的女兒曹君宸了。完全可以這樣講，是我敬愛的習仲勳伯伯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也給了我唯一的女兒生命，這種大恩大德，誰也不可能忘記啊！
我從小熱愛中國古典文化，喜歡研究世界文明史。以我的筆名曹臣鋼及現名曹成鋼，在《讀者欣賞》及中外有關刊物、報紙上發表多篇研究中國和世界歷史的文章，並喜歡中國繪畫和書法藝術，酷愛收藏藝術品，因此我被收入《甘肅歷代名人錄》一書中。
2015年10月24日淩晨，我被康生後人陷害，非法送入北京市公安局海澱分局看守所時，因心臟剛做了3個支架手術的我病情嚴重，看守所醫生出具了我病情嚴重，身體狀況極差，不宜羈押的醫療證明後，康猛指使該分局副局長彭濤作出違法批示：將曹成鋼轉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繼續羈押，奄奄一息的我被戴上了幾十斤重的腳鐐手銬，被押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康生後人夥同執法人員意圖變相殺我滅口的主觀故意明顯，客觀事實清楚！
2015年11月20日，我被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檢察院非法逮捕時，我堅決拒絕在逮捕證上簽字，並以性命抗爭，鮮血灌滿了我的上衣和褲褪，我呼喚著我最敬愛的習仲勳伯伯的名字，並說：司法腐敗，正義蒙羞，我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啊！我死後，我唯一的女兒才8歲，孤懸上海，令我心碎，習伯伯，我懇求您的在天之靈再護祐我可憐的女兒一次吧！！！可中南海近在咫尺，實卻遠在天涯！我無助的呼喚，只是招來了該看守所少數無良民警的冷嘲熱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記得胡耀邦伯伯曾親口告訴我，康生禍國殃民，罪大惡極，陷藏很深！“文革”中經康生親自點名被陷害的人就達603人之多！西方有關學者認為，康生是一個極其陰險狡詐，毫無道德良知的機會主義者！令人費解的是，康生這個惡魔的餘孽，其孫康猛現在還能如此瘋狂地陷害我！我被陷害入獄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世態炎涼，我方正義的聲音噤若寒蟬，我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們公然對抗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指示精神，是明目張膽地對抗中央、踐踏國法！
敬愛的習伯伯，我身陷冤獄，沒有什麼可以紀念您，寫上一幅給您的挽聯：一生革命、善良正直、克勤克儉為人民、勇於擔當，浩氣長存滿乾坤，功勳卓著；兩度蒙冤，初心不改，任勞任怨促改革，敢於作為，精神不死昭日月，高山仰止。
此為我不滯於手，不凝於心，對您的真精神之自然流露也！（本文有刪節）
晚侄：曹成鋼（筆名：曹臣綱）於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