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千萬青年「三下鄉」鉤起知青集體記憶

中國共青團最近發起青年志願專案，今後三年內計畫組織千萬青年學子下鄉普及科技、傳播文明。這一舉措鉤起人們對文革的記憶，引發新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聯想，在海內外掀起輿論風波。

中國共青團中央3月27日印發《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的意見》，其中包括計畫在2022年前爭取組織千萬大中專學生以志願者形式下鄉參與農村文化、科技、衛生等方面建設。
這條消息經《新京報》、《環球時報》等紙媒披露、若干網媒跟進報導後，中國線民狐疑：難道又要發動上山下鄉運動？
法新社關於此事的報導在中國境外被廣泛轉載。
媒體關注焦點大部分集中在對文革記憶和歷史是否又將重演的狐疑，“志願者”和“毛式風格”出現在不少媒體的標題中。
1966年開始的10年文革，期間1600多萬城市中學生到下鄉落戶，成了農牧民，其中包括1969年16歲下鄉，在陝西農村呆了7年的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
報導還指出，這一次的青年下鄉活動將優先考慮老少邊窮地區。

“兩回事”

針對輿論風波和線民狐疑，《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發微博表態，批評海外媒體和部分線民歪曲解讀，並指出“三下鄉”和半個世紀前的“上山下鄉”有本質區別，不可相提並論。
他解釋說，當年上山下鄉的城鎮中學畢業生是到農村落戶當農民，而現在的青年志願者是去把城市先進文化向農村推廣。
當年的口號許多人記憶猶新：回應毛主席號召，懷著一顆紅心和滿腔熱情到農村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上山下鄉是強制性的政策，有組織的政府行動，許多人迫於無奈，也有不少人即便後來覺得自己幼稚無知，受騙上當，當年確實心甘情願。
也有線民注意到這個區別，認為當年是讓農村改變城市青年，現在是讓城市青年改變農村，如果讓知識青年管理村務對農村未嘗不是好事。
微博V+會員來去之間評論說：“讓大學生利用暑假下鄉我覺得可行的。從我個人來說，孩子馬上就要高考了，在大學讓孩子去下鄉鍛煉我是同意的。這對於在城市長大的年輕人來說是好事情。”
有人提到當年知青下鄉，一些基層幹部還覺得頭疼，因為增加了那麼多要口糧的人，現在農村年輕人都進城打工，那麼多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幹什麼？
也有人擔心三下鄉說是“志願”，實際上又是強迫。
微博用戶我講舊常識V在胡錫進微博上評論說，“關鍵字是一千萬人次。這個規模僅靠志願者實現嗎？”

“三下鄉”

輿論風波也促使中共共青團中央發微博澄清，解釋“三下鄉”特指大中專學生志願者利用暑假到農村參加文化科技衛生社會實踐活動，而且是三年1000萬人次，不同於媒體所說的1000萬青年。
農村社會實踐活動不是新聞，歷史比文革還要久遠。從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中國一些學校效仿前蘇聯，組織高中生或大學生到農村或學農基地參加農村的社會生產、服務和調查活動，時間從一周到數月不等。
文革開始後這項活動一度中斷，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有所擴大，參與的學校更多，活動範圍和內容更廣。但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制之後，城鎮學校的農村社會實踐不得不到更偏遠的地方找勞動機會。
全國範圍大規模、有組織的知青插隊落戶，上山下鄉運動始於1968年。當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在校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即後來的“老三屆”）幾乎全部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文革期間1600多萬青年上山下鄉，占城市人口十分之一，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下鄉知青。
最後一批上山下鄉的知青現在已近60歲。老知青群體的經歷難以籠統概括，個體的經歷和回憶差別很大，回首往事，感觸也可能隨年事增長或境遇變化而出現變化。

再回首

中國各地出現大量“知青飯店”、“大食堂”之類餐館，後來又擴展到海外，知青旅遊線路等商業運作，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那一代人和他們的後代對“上山下鄉”在一個時期的態度。
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參加扶貧、到鄉村學校當老師、在基層當幹部，這類城鄉之間人員流通過去30多年一直存在。
最近幾年中國綠色農業興起，又有一些有錢有技術的城裏人到農村承包土地、山林、養殖場或魚塘，作為自己的綠色農業基地，“新農村”的含義中還納入了以民俗文化旅遊為目的農村經濟。
這些都有城市知識青年的參與，無論是政府部門組織的還是非政府機構組織的，有償的還是志願形式的；“回歸鄉野”甚至成為一些浪漫青年追求詩和遠方的具體目標。
也許城裏的年輕學生到農村體驗生活本身無可非議，但令人心生狐疑、忐忑的更多可能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所熟悉的、充滿時代特色的語言風格和動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