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關係短期內無法好轉 文/俞天任
日韓關係最近在急劇惡化，就連有過良好關係的兩國軍隊間現在也出現了衝突。兩國矛盾集中在歷史問題，但日本並不信任韓國現任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文在寅的後任身上，長時間拖延只會使得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日韓關係最近在急劇惡化。去年12月21日，日本指責韓國海軍的導彈驅逐艦使用火控雷達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P-1巡邏機進行了長達數分鐘的照射，說這是「極為危險的行為」。而韓國國防部則最後全盤否認有過被指控的行為，反而指控日本的巡邏機對韓國艦艇進行了恐嚇飛行。接着，韓國在今年的1月23日又一次指控日本的巡邏機對韓國艦艇進行恐嚇飛行，並於第二天的24日發表了作為證據的五張照片。
韓國和日本因為歷史問題以及對歷史問題的觀點衝突而經常發生爭執，但是韓國軍隊和日本自衛隊之間還保持着相對較好的關係。本來韓國陸軍和舊日本陸軍就有着血緣上的聯繫，但曾經有過這麼良好關係的兩國軍隊間現在也出現了衝突，足見日韓關係惡化到了什麼程度了。
日韓軍隊有過良好關係
早期的韓國陸軍高級軍官都畢業於日本軍校或者有過在日本軍隊服役的經驗，像韓國陸軍參謀長一職，就直到1972年6月就任的第20任參謀長盧載炫將軍之後才脫離了舊日本軍隊的DNA，是韓國自己培養的。
日韓關係曾因為1982年6月發生「教科書事件」而發生過危機，當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派出去處理這件事的特使，是有舊軍人身份的伊藤忠商事董事長瀨島隆三。瀨島隆三有陸士次席，陸大首席的榮譽光環，名列「昭和三大參謀」之一，有過不少韓國人學生和部下，在韓國軍隊裏極受尊敬。
據說瀨島隆三到了青瓦台之後向他行軍禮絡繹不絕。這樣瀨島就很順利地和當時的韓國總統全斗煥接上了頭，在瀨島龍三的斡旋下，促成了1983年1月的中曾根訪韓，緩和了日韓關係。現在，每年韓國有10名現役軍人在日本防衛大學留學，和日本學生同吃同住四年。2013年還發生過日本自衛隊駐南蘇丹維和部隊借10000發步槍子彈給韓國維和部隊的事件，因為日本有「不出口武器三原則」，而這種出借是觸犯法律的。
兩國矛盾集中在歷史問題
有過這麼良好關係的兩國軍隊間現在也出現了衝突，關係惡化的起因是韓國大法院在去年10月份下達的一項判決，韓國大法院在這項判決中判決日本新日鐵住金（原新日鐵）給予四位原徵用工的原告每人約10萬美元賠償的判決，並且開始了申請封存企業資產的法律手續。
本來日韓關係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就一直不太好，但原來有日韓共同的盟國美國出面調解所以關係不至於變得太僵，但現在的美國總統是主張「美國第一」的特朗普，他對外邊的世界並不關心，而韓國總統又是人權派律師出身的文在寅，這樣日韓在慰安婦和徵用工問題上的爭執就缺少了能從中斡旋的力量，更不容易解決。
日韓兩國之間的矛盾集中在歷史問題上。用朴槿惠的話來說就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立場再過一千年也不會變」，對於韓國人來說歷史問題除了靖國神社和教科書之外還有一個對「日韓合併」的評價問題。不少日本人，甚至有些並不否認日本在殖民時代做了壞事的人都認為「日韓合併」本身是符合國際法的，以後的事態發展是另外一回事，這讓韓國人無法容忍，具體就表現了在慰安婦和徵用工這兩個問題上。
而日本政府的態度是認為1965年締結的《日韓基本條約》和《日韓請求權協定》已經「完全並且最終地解決」地解決了這些問題，日本政府已經向韓國付出了三億美元的賠償以及二億美元的貸款外加三億美元的民間企業投資。
區區幾億美元在現在看起來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但當時的五億美元無論對當時的韓國還是日本都不是一個小數目，尤其是韓國，這是當時韓國一年半的國家預算的數額。日方的賠償金額是根據韓方提出的受害者名單計算出來的，但韓國當時的朴正熙政權並沒有把錢分給受害者，而是用在了修建高速道路、地鐵等社會基礎設施和發展經濟上，依靠這些啟動資金，韓國實現了「漢江的奇蹟」，但日本對韓國個人的賠償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日本政府的「已經解決」的主張不無道理，但韓國人卻無法接受，起碼是無法全盤接受。因為簽訂條約的朴正熙政權雖然在韓國的經濟建設上有相當大的貢獻，但在民主和人權方面欠賬太多，特別是因為朴正熙本人的經歷，其政權被看作是一個「親日」的政權，所以這兩個條約在韓國人看來其合法性實際上是有欠缺的。
日本不信任韓國現任政府
當年李明博在競選總統時曾提出過一個「747」的口號:也就是爭取在他的任期內使得韓國GDP的年增長率為7%，韓國人均年收入四萬美元和韓國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七。雖然這個口號根本就沒有實現，但12年前的2007年就出現了這個口號本身就說明韓國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但日本人有意無意不願承認這個現實，在日本看來韓國即便已經不是過去的殖民地，最多也就是「亞洲四小龍」的一員罷了，還不能和日本平起平坐。
其實這才是問題的根結。因為有這種心態，日本人在談到日韓關係時總喜歡強調韓國經濟還有比較脆弱的的部分以及韓國政治生活中會出現無法控制全局的跛腳鴨總統的現象而不願意和現政權談判，總想把問題留到政權換屆之後。
就像現在，文在寅總統本人被女兒文多惠移民東南亞以及親信金慶洙被判決有罪這些醜聞以及經濟的不見起色而導致支持率一直在不斷下降，所以日本政府無意和文在寅談判解決問題，把希望寄托在了文在寅的後任身上。其實這種做法並不能奏效，因為無論文在寅的後繼是誰，也無論他會採取怎樣的內政外交政策，在慰安婦和徵用工方面的立場都不會有很大的變化，因為有民意的因素而無法變化，長時間拖延只會使得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所以說文在寅總統在今年新年招待會上所說「日本政府應該以更加謙虛的態度來處理這些問題」可能不無道理。其實已經有人提出了是不是要考慮重新修訂《日韓基本條約》的思路，這也許是一個方法。兩國間外交條約也不是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經常修訂的例子也很常見，但要求日本人改變態度，接受重新修訂日本基本條約還需要時間，甚至可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在那之前日韓關係無法根本好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