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議題您在什麼會議提出，是如何建議的？
曾：2016年7月2日，我在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於台北市中影大樓舉辦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81歲祝壽會上致詞時，就蔡英文總統為對抗中國紅色供應鏈、分散台灣對中國經濟依賴風險的新南向政策公開提出建言。我呼籲中華民國應當調整西藏人民或至少流亡藏人在台灣的法律地位，即一如台灣有〈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將香港和澳門人民排除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中國大陸地區人民定義之外，而把西藏人民跟中國大陸人民在概念上區別開來，而集中處理流亡藏人的身分問題。目前流亡藏人的身分在台灣法律中的認定還是屬於中國大陸地區人民，如未取得印度或其他國籍，來台入境或居留申請是會被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要求檢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或居民身分證的，甚至還要有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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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世達賴喇嘛81歲祝壽活動[/caption]
超訊：什麼樣的流亡藏人會受影響？
曾：台灣更有一批流亡藏人，在持印度或尼泊爾護照來台而逾期停留後，發現印度或尼泊爾護照偽造，被印度或尼泊爾拒絕入境，但他們的身分卻因政府不承認藏人行政中央發給流亡藏人的流亡藏人自由捐獻手冊（綠皮書）作為身分證明，也無法在台灣合法居留，而成為國際人球。這些人之所以持假護照來台，主要也是因為我國政府長久以來不願意承認印度發給流亡藏人的旅行證件，也不願意接受尼泊爾的難民旅行文件，而流亡藏人更不可能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所以迫使他們鋌而走險。對於這一問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國之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未能強制其出國，且經蒙藏委員會認定其身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馬英九總統於2008年就任，2009年起即完全拒絕對印度和尼泊爾流亡藏人做身分認定，因此滯台藏人人數越積越多。
超訊：你作何建議？
曾：對於流亡藏人而言，被視同中國大陸地區是難以取得或是令人難堪的。我因而建議台灣跟流亡西藏的關係，承認藏人行政中心對於流亡藏人所發給的身分證明流亡藏人自由捐獻手冊，再依台灣處理印度或其他國家人民簽證的程序來辦理。再舉一例而言，如果台灣要幫助和培養西藏學生到台灣留學，不就應當擺脫大陸學生政策的限制嗎。台灣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基本上以中國大陸一本大學為學位採認範圍，只認校系，不問學生個別學力，西藏只有西藏大學獲得承認，如果我們把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認證的學歷都納入認可名單，加上學生國籍身分的解決，不就可以展開交流與合作了嗎？所以我建議台灣可以思考參照〈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制定「台灣西藏關係條例」。
超訊：你熟悉流亡藏人的情況嗎？
曾：根據藏人行政中央2009年的人口普查，海外流亡藏人總數為127935人，其中印度94203人，尼泊爾13514人，不丹1298人，其他國家18920人。在印度約有九到十萬人。流亡藏人的品格深得印度和國際社會的肯定，這也是印度願意收容的原因。由於印度〈公民法〉（Citizenship Act）迄今未同意給予西藏難民以印度公民資格，這也就嚴重限制了流亡藏人在印度社會的發展。事實上，第二、三代印度流亡藏人或是一九五九年以後陸續逃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藏人，由於生長或逐漸適應於當地語言和社會環境，當中不乏許多力爭上游，進入印度主流社會，而在專業領域上擁有一片天的秀異之士，但多數仍受限於社會網絡和原始資本，生活條件還有更多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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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流亡政府財政部長拜訪中華民國立法院[/caption]
超訊：提出此建議會給新南向政策的發展帶來哪些益處？
曾：台灣和印度往來並不密切。印度雖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存在齟齬，但形式上印度仍嚴守一個中國原則，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的主權。印度是人口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達十三億，人口的負擔在過去抵銷了這個國家的經濟成長，但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逐漸成熟，勞動力價格和土地成本日益升高，經濟成長的後發優勢開始朝向印度、印度尼西亞這些人口大國轉移。印度是英語系國家，也是英聯邦（大英國協The Commonwealth）會員國，實施憲政民主和聯邦體制，司法獨立，在立國精神上，與台灣相去不遠。台灣要進軍印度，必得要熟悉當地人文和制度，台灣企業一九九零年代大舉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因也就在於兩岸同文同種，溝通無礙，今天面對廣大而陌生的南亞大陸，如果能善用對於中印兩種文化和中英兩種語言有所了解的藏人人力資源，那既能夠補充當地台灣人力資源的不足，自然更能增進台商對於印度的認識和信心。
事實上，台商聘僱流亡藏人的情形已發生了，我聽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跋熱．達瓦才仁董事長說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要徵中文人才，發現許多人被台商用更高的待遇給搶走了。不過他們很高興這一現象，流亡藏人如果未來不想回西藏，他們必須在印度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而至少在眼下，流亡藏人群體的生活和收入改善了，對於藏人行政中央所從事的各種公共服務也能夠提供更多的經費支持。善用藏人資源，有利於台灣在印度的商業布局，也能普遍提升藏人的生活水平，這是合則兩利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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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祝賀蔡英文大選勝利[/caption]
超訊：有沒有接觸一些流亡藏人？他們的條件和意向如何？
曾：我在2015年10月底訪問了印度喜馬偕爾省達蘭薩拉，和流亡藏人法律協會（Tibetan Legal Association）秘書長洛桑達巴（Lobsang Dakpa）有過關於新南向政策相關問題的討論。洛桑達巴本身在印度完成法學碩士學位，主修商事法，也取得律師資格，先前在德里的國際律師事務所任職，有一定的印度涉外法律處理經驗，只是為了實現服務同胞的志業，所以回到達蘭薩拉。他希望有機會到台灣繼續深造，研究大陸法系的台灣法律。對於台灣的新南向政策，他非常歡迎，也表達了協助台灣中小企業處理在印度面臨的法律問題的意願，更對於和台灣的律師進行跨國合作的高度興趣。他說，在印度向他學習法律的流亡藏人所在多有，這是他參與流亡藏人法律協會組建的初衷，即希望讓流亡藏人中的法律專家有一個交流的平台，這個平台如果能運作得宜，也將能整合人力為台灣企業主或投資者提供法律的服務。
超訊：洛桑達巴懂中文嗎？
曾：洛桑達巴是專業白領人士，中英文都非常流利，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大學學業再逃到印度的，像他這樣的人，只要有台灣的人際網絡，他的中國經驗在印度就有發揮的空間。而對出生於印度的流亡藏人而言，台灣是他們認識中國的捷徑，他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抗，或者日後回到西藏，也需要與中國人周旋，他們確實需要台灣在與中國有關經驗、知識與文化的支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九七年三月首次訪問台灣後，印度流亡藏人社會對台灣完全改觀
，認為台灣人同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與藏人同病相憐，他們也非常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視之為民主制度在華人社會的試驗，可以為中國和西藏民主化的前景提供成功的經驗，所以對台灣人相當友善。對印度的藏人流亡群體而言，台灣是他們在異國奮鬥中來自華人世界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持，未來也可能是經濟與社會地位提升的重要寄望。
超訊：台灣政府或者台灣的民間團體該如何來促進推動這事項？
曾：這還只是我個人的想法而已，雖然公開談過兩次，但尚未引起輿論的重視，非常感謝《超訊》的採訪，也許是第一次完整的想法在大眾傳播媒體上揭露。台灣政府對於如何處理與流亡西藏的關係，我感覺沒有一個大的戰略觀點，不同的政黨執政，也都是把它當成兩岸關係的附屬品，因應不同的政治需要來對待。你看近二十年歷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就知道只是安插人事，其專長完全跟民族或外交事務無關。流亡藏人在台灣長期存在非法居留的問題，根源在於他們的難民身分在台灣不被承認，所以往往只好鋌而走險，持假護照來台，又或者因為身分比照大陸地區人民，但要申請居留，又缺乏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分證明，我是從台灣承擔照顧國際難民的人道責任立場，希望台灣至少就西藏難民問題，無論要不要制訂難民法，都要能夠有一個作法。我希望台灣政府的新南向辦公室、駐印度代表處或對外貿易協會，可以和藏人行政中央合作，建立一個藏人專家資料庫以及人力資源平台，可以從事媒合，讓台灣企業可以在印度找到可用的人才
超訊：建立機制當然是好構想，期待產生什麼效果？
曾：只要這個機制建立起來，不出幾年，就可以形成一個人力的價值鏈，即通過藏人連結印度社會，建立台印藏的民間協作網絡，從而可強化台印的民間關係，另一方面，台灣因少子化而逐漸閒置的高等教育資源，也可以在印度的產學合作中找到新的發展空間。這樣，當台灣人在印度建立起了友善良好的社會網絡和國家形象，就可以在南亞大陸新興市場站穩腳跟了。
超訊：具體如何做呢？
曾：我認為流亡藏人在台灣的法律地位，是優先要解決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除了在公開場合我會繼續提倡呼籲外，借助貴刊的報導，讓在台灣西藏人福利協會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自由圖博學聯台灣分會、台灣圖博之友會、台灣漢藏友好協會等台灣民間援藏團體瞭解進而支持，慢慢形成共識，再於適當時機，請立法院台灣西藏國會連線的各黨立法委員共同來要求政府提出法律案，當輿論成熟，政府方有可能抵擋可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壓力。
超訊：您本人接下去會作哪些推動？
曾：我人微言輕，但絕不妄自菲薄，一定會把握各種機會鼓吹此事，務求發揮個人的蝴蝶效應。舉例而言，在九月份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議中，我就提出這一建議，提供政府參考。其他，我會主要通過媒體的發言或寫作機會，把這一觀念釋放出去。我承認，我沒有太多時間專注在單一議題的經營和推動，當我點燃起觀念的火種後，希望台灣的援藏團體、立法院和政府方面都能有後續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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