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會的五大難點

取向多元主張各異 長效全球治理，首要就是各國的聯手。 20個國家，連同重要的國際組織，齊聚一堂，共商全球治理大事。但當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全球進入全球化低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趨勢下，討論全球合作的議題、統一各經濟大國的看法，難以達成預期效果。如果會議後各自回到各個國家，面對各國民眾對民粹主義的支持率之高，難以抵擋本國內部的壓力，就很難使峰會達成一致想法。 還有一個難點是，G20由過去的G7主要的發達國家，現在涵蓋了新興市場，由單向向雙向、多向發展，利益主體更加多元，訴求各有不同，主張必存差異，更加需要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互包容。 G20峰會的決議離不開各成員國的推動。而眼見著英國脫歐、特朗普鼓吹貿易保護主義得到眾多選民支持，在此情形下一些主要成員要顧及國內矛盾和壓力，必然會給峰會完成各項議程、達成圓滿的協議帶來很大難度。 財政政策空間有限 2008年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為應對危機，大量使用財政手段，目前已捉襟見肘，在繼續聯手使用財政政策上相互推諉。美國認為，歐洲仍有利用財政手段進行調控的空間，特別是德國，財政赤字率低，財政狀況良好。但歐洲人認為已經沒有任何空間，雖然德國狀況好一些，但德國人認為背的任務已經很重，比如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等。 歐美日認為中國在財政刺激政策還有餘地和能力，希望中國在財政刺激方面發揮作用；但中國雖然貌似狀況好一些，實際上不可能成為唯一的發展引擎。中國絕對不會輕易再搞個「4萬億」出來了，不能再獨家承擔全球的重任。中國的財政政策更多的放在調整結構，而不是總量刺激。早前彭博也有評論支持這一觀點，中國債務已經達到了GDP（本地生產總值）的254.8%，需要急迫解決債務問題和找到新的經濟發展驅動引擎。 貨幣政策各自盤算 美國的量化寬鬆，行之有效。相比較起來，中國日本歐洲的量寬相對較晚，雖然有效，但歐洲經濟日本經濟和新興市場國家仍處於經濟下行的通道。美國的經濟回暖跡像比較明顯，零售總額上升、失業率下降、通帳率有回暖跡像等。所以美國想加息，走出量寬，回歸到正常的貨幣政策。但歐洲日本新興經濟體還沒有走出來，還需要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撐。所以美元加息成為世界的焦點：如果美聯儲開始加息，國際資本將會從歐日和新興經濟體大量回流美國，引發這些國家進一步的衰退。各國美元撤出，對於歐日寬鬆的貨幣環境造成巨大的挑戰和威脅，所以歐日和新興經濟體既想繼續量寬，也擔心美國過早退出量寬。 貿易政策面臨窘境 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各國的受益不同，有的比預期少，有的比預期多。美國最先發起全球化，但自認為受益卻不是最大的。即使在國內，也是資本受益，「藍領」失業、利益受損。所以特朗普說，對中國商品徵收45%的稅，還受到美國普通選民的支持。 本次G20峰會首次把全球化的兩個核心內容——貿易和FDI（外國直接投資）列入重要議程，雖然有利於應對和扭轉逆全球化的趨勢，但如前面講到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恐怕在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方面達成有效有力的協議也是有不少的難度。從客觀上分析，一般情況下，製造業的跨國投資跟著貿易走的；如果全球貿易不好，跨國投資也受影響。另一個國際投資的主要領域還是基礎設施，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空間很大。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舊了，發展中國家嚴重匱乏。據麥肯錫諮詢公司，今後20年內，全球需要57萬億美元投資於電力、公路、港口和供水等基礎設施。在基礎設施領域方面，各國寄希望於中國。儘管中國作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亞投行、絲路基金的成立，但是僅憑中國一國之力，也很難滿足全球龐大的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需求。發達國家又不太願意在這方面付出太多。 權威不足執行乏力 為了使本次峰會能夠取得好的成果，中國作為東道國，目前已經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就議程進行了廣泛協調。但G20不是完整的國際機構，表現在「四無」：無公約、無憲章、無常設機構、無國際法人地位。沒有約束力，又如何保證會議達成的協議能夠言必信行必果？ G20往往是以領導人峰會形式發布宣言或聲明，峰會只是會議機制、議事機制、協調機制。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要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並且由於G20的決議約束性不強，即使達成了，執行起來也比較難。 雖然20個國家的經濟規模佔全球85%、佔世界貿易80%、投資佔世界的80%、人口占世界的65%，但沒有執行力，一切都是空談。再大的經濟體量、再多的人口，不能有機的統一結合起來，就難以發揮應有效應。加上相當一部分成員國面臨大選，回去後的相關執行力也會大打折扣。 只有正視挑戰，才能克服難處。 G20峰會既不是新的開始也不是舊的結束。它是一個議事堂，最重要的不是碩果累累，而是長期的效果。筆者將赴杭州參會，帶著對這些難點的觀察，希望滿載而歸。 (發表於明報9月3日B7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