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顫抖地將行李箱的重心重新扶正，母親的白髮和六月齊至。他是北師大四年內第一個因涉嫌性騷擾離開學校的本科生，在2016年5月末的黃昏，夾在女生節和畢業季兩場熱鬧的大戲之間，於暮色裡孤身離開。電話中，他的母親沉默了片刻，直到迸出哭腔：「同學，你能不能告訴我，為什麼我的孩子上了兩年大學，就變成了這樣？ 」粗暴的中年男聲立刻把她的話打斷，「你問這些幹甚啊」，她的困惑被掐成一串短促的忙音。
學生處老師把校方的意思說得明白，主動退學回去重新高考，此事便不會留在個人檔案，不然學校只能如實記錄，否則萬一他再做出類似行為，校方也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這對其個人在以後應聘時也是污點。男生的家里人卻想不通，只想讓孩子有學上就好，幾番請求老師將他們的孩子留下，他們怕看到類似「開除」的字眼，這似乎代表著家里二十多年的希望走向終點，令他們不寒而栗。用其母的話說，就是「像被逼在了絕路上。」
上述場面是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康宸瑋在報告中依公開途徑獲得的，過去十年中發生在該校的60個案例中的一個。除了這種建立在同學關係下的性侵犯外，報告中寫到，性侵實施者也包括一名北師大某副院長教授，三名北師大本校學生（包括一名東南亞籍留學學生）和已經確認或還處於不明身份的校外人員，他們以露陰，窺淫和糾纏搭訕的方式對不同受害者進行了性侵犯。
這份以北京師範大學為樣本，橫跨該校10年的性侵調查僅僅只是為中國的校園性侵問題的審視提供了一個微小透鏡。由於性議題在很多現實語境下大眾依然羞於提起，很多的校園性侵問題仍箝制在黑籠子裡，得不到公開。這是受害者與家屬囿於陳舊觀念而為施害者提供的一扇性侵犯的窗口，相信這個老生常談的理由已然提不起大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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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大官方微博對報告給出的回應[/caption]
分析家認為，中國校園的性侵問題在執法層面上的缺陷是重刑主義的缺位。 「不重刑不足以示威」的效應在這一問題上完全得不到體現。譬如，2013年，在轟動四海的海南萬寧校長陳在鵬性侵一案上，陳與當地一名政府官員假以校長的權威將六名11至14歲的未成年女學生帶入酒店實施性侵，但最終法院判以13年半的有期徒刑，這一判決結果引起公眾嘩然，大家一度認為判決過輕，在相關問題上得不到阻赫效應。
在執法層面上，中國若尋求效仿對象，美國或許可以成為一個範本。美國不僅對曾經在未成年人身上實施性暴力的人處以重刑，還在施暴者刑滿釋放後要求在警署登記其個人信息。 2009年，一位美國教師僅僅只是在其硬盤上儲存了58000個兒童的性照片，並無任何實質上的性侵行為，最終被匿名人士舉報，經過警方查證，該老師被檢控，最終被判以60年徒刑，就算這名老師最終被釋放，它依然在警方布下的天羅地網下生活，一旦行為不檢，就會被繩之以法。一經對比，中國在類似問題上的刑罰措施一下相形見絀。
在校園性侵問題上，對校方的「問責」一直被懸置。受害人好不容易勇於站出來向有監管責任的校方求助，為自己維權。而校方又往往讓受害人自己提供繁雜證據，這從求證的角度或許應該，這種行為也讓讓受害人覺得自己的勇於舉報不僅沒有得到校方的承認，還遭到各種方式的百般為難。此外，即使經查證的施暴者得到了校方撤職、法院判刑等懲罰，但本應該被追責的，有監管責任的校方，在追責環節上又遭遇落空，最後不了了之。因此由於校方在這一問題上也沒有建立相應的監測機制，導致校園性侵事態百出。
根據康宸瑋團隊所做的報告（如圖）顯示，從2007年至2016年7月以前，性騷擾事件發生的頻率儘管有所波動，但大體上一路走高，說明問題一直得不到遏制。
中國社會風氣逐漸開放，其實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性侵受害者敢於走出陰霾，指正施暴者，為自己伸張正義。但這只是處理相關問題上的一環，如果監管者、執法者沒有依法依責建立起應對這一問題的系統性機制，那麼層出不窮的校園性侵依舊層出不窮，而不斷以勁爆之勢浮出水面的性侵事件也只是一個孤立零星的個案，喚起一時轟動，然後無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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