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caption]
大交通在推動港澳居民身份認同方面也將具有突出效應:第一,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機會和便利來內地旅行、交友、就業及創業,並可享受到包括創業支持專案、居住證等特惠安排,幫助其在具體利益、情感和國家認知上融入灣區及國家體系;第二,在大交通支持下,灣區建設可以試行“大灣區智能一卡通”,捆綁灣區內多重優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灣區人”的概念化和制度化而實現對香港“本土主義”的對沖和消解;第三,通過大交通條件下灣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與公共治理標準及生活方式的趨同化,打破“兩制”的僵化隔離,推動“兩制”向“一國”的有機融合發展,逐步解除“深圳河”的二元對立符號意義。
港珠澳大橋將會是普惠性的跨境大橋,不僅給香港的跨境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利益,也為澳門與珠海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參與大灣區建設帶來重大契機。從大交通結構來看,粵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恰好構成大灣區跨境體系的“雙軌協同線”,前者側重深港整合,後者側重港珠澳連通。澳門借助港珠澳大橋,可以尋求經濟產業多元化的外源動力,可以在與香港的對接合作中尋找到自身獨特優勢,實現“新經濟”的佈局發展,尤其是會展經濟、休閒旅遊和國際文化交流。珠海也可借助港珠澳大橋獲得更多來自港澳的資本、人流、技術及合作專案,實現其作為大灣區重點城市的經濟崛起和佈局優勢。
當然,港珠澳大橋之建設與管理必然在制度和技術上持續受到挑戰和考驗。既往經驗表明,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及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所有的挑戰和考驗均能夠尋求到妥當解決方案。港珠澳大橋建設採取了我國跨海橋樑建設的最高技術標準,是大灣區科技文明的地標性工程,它的通車本身就是中國橋樑技術世界領先的證明。大橋的管理涉及港澳與內地的三種制度體系、海關措施及應急處置協同機制,儘管前期做了充分的地區間民主協商及中央決策支持,但在具體運行中必然涉及複雜的法律衝突化解、糾紛處理、事故調查、應急協同、管轄權確認與互助、維修責任、收益分成等諸多細節。我們確信這些運行管理的具體問題可以在“一國兩制”及三地協同框架下得到有效解決,大橋的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國家治理上的戰略性意義和價值必將得到日益顯著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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