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那埸改革研討的思考 文/施薔生
施薔生是高級經濟師，上海學者，30年前親身參與了那一場中青年理論工作者改革理論研討會，大會提出了五大關注的改革問題，至今仍有歷史意義。展望未來改革，提出了糾偏歸元、破中有立、另闢蹊徑三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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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形勢緊迫，憂患意識突出
1989年4月2日至4月5日，由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十幾個單位共同發起召開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在北京京豐賓館如期舉行。到會代表近400名。在這四天裏，主要採用大會專題發言、小組討論、掛牌討論等形式，圍繞改革形勢，就如何在近期內走出改革與發展的困境，與會者各抒己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議閉幕時，對2400多篇論文中評選出來的80餘篇論文作者獲獎頒發證書，上海有5篇獲獎。24個單位團體聯合發起了成立「中國青年理論工作者協會」的倡議。會議期間，一些代表提出的觀點，也引起了不少中青年理論工作者的關注或共鳴，如溫元凱等人發表的「未來十年中國改革的基本原則」及提出的對改革的共識度；國務院農村中心發展所周其仁的「改革要深入實際、與民眾對話，要顧及和分析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朱嘉明、陳琦偉、王戰等人提出的「要注意國際競爭和民族擴張，要從國際競爭的環境中來思考我們改革方案和對策」等等。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胡啟立、田紀雲、宋任窮、李鐵映等抽空前來和全體到會代表合影留念。 在開幕式上，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理事長高尚全致辭，他指出；「中青年理論工作者要始終站在改革的前列。」他在報告中強調要正確認識當前改革的形勢，他認為：治理和整頓經濟的工作已初見成效，但同時經濟生活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在整治中進一步加以解決。主要是出現了「三高三低」的現象。「三高」是市場物價水準依然居高不下，消費基金增長過高和貨幣發行量偏高；「三低」是：主要能源、原材料、農業增長偏低，城鄉居民的儲蓄率仍然偏低和外貿出口偏低。與此同時，經濟生活中也出現了不正常現象。如企業資金和現金脫離銀行「體外迴圈」、計劃外商品和物質的流通不暢和被清退的農民工臨時工轉向社會盲目流動等。 [caption id="attachment_20218" align="aligncenter" width="797"]
大會期間，許多代表對以下幾個問題非常關注：
1、中國改革的現狀。許多代表對目前的改革形勢非常擔憂。改革有可能停滯的憂患意識強烈。當今中國，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與整個社會的深刻危機並存，對當前危機的認識和尋找有效的解決措施，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最大難題。一些代表對近期二、三年內中國能走出困境表示懷疑，認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是多方面的，具有普遍性，最大的危機是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任和政府本身的腐敗。如果改革處於長期停滯，再伴隨人口爆炸、就業高峰及大量失業及流民等，社會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國經濟處於全面衰退。現在的文盲增多和大量「流民」的現象應當引起高度的警醒。農村改革與發展也遇到嚴峻困難，經濟下降，供求矛盾尖銳，農民與政府部門關係惡化。 2、對治理整頓的看法。在分組討論時，主持人提出：對要不要繼續堅持改革，現在已有人提出「改革統攬一切是錯誤的」，現在是恢復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時候。一些代表認為；對當前的治理整頓，黨內、社會上，包括決策層內，一種是真正想與改革緊密結合起來，而另一種人卻是以治理整頓為名，搞清算改革，回歸舊體制，對後者要警惕。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總經理萬潤南提出了對治理整頓的十點希望，其中突出的是：改革要有整體配套，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能頭痛醫腳。政治體制改革明顯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市場的發育和完善，而不是破壞市場的發育；要有利於發揮企業的活力、企業家精神和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不是抑制這種積極性；要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而不是恢復計劃經濟的老秩序：要有利於政企分開，而不能強化政企不分等。 3、對改革失誤等的分析。許多代表認為；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改革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要看清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中國改革的最大失誤在哪裏？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孤軍深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長期滯後及決策的非民主性和非科學性。這使封建特權和現代經濟相結合的權力經濟結構得以膨脹，它不僅吞噬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且釀成嚴重的腐敗現象，敗壞改革，動搖了人民對改革的信心，給舊勢力提供了復舊的機會。陝西來的一位代表反映：國家體改研究所的《改革沒有出現失誤》的文章在群眾中造成了很大的惡劣影響，紛紛指責作者是「當權者的衛道士」。認為：改革要提倡「自我手術」效應，改革要成為改革者本身的改革。 4、對改革基礎理論的呼喚。許多代表認為：改革是在沒有充分理論準備的基礎上展開的。且改革理論又不徹底，沒有觸及國家所有制的根基，沒有突破「主體論」的框框。一些代表認為：中國改革是在「技術心態、意識形態、政治穩態」這三重束縛的狀態下勉為其難的。這三種自縛由微至著，由內至外，層層緊裹著改革的頭腦和手腳。對於政治穩態的追求，猶如一件更有力的緊身衣，時時擠迫著意識形態的自縛，只能更密更強，進而擠迫得技術心態陷入困惑，幾乎窒息而氣絕。 5、「改革共識」問題。這次會上，代表的常用語，除「危機」、「困境」、「精英」等外，就是一個「共識」觀念。北京一位代表擔憂兩點：一是社會下層的懷舊和上層新權威主義的集權導致「文革」返潮 ；二是現政府的無能為力，可能使知識分子的注意力下移，與流民一旦結合起來也會引起社會動亂。一些代表強調：由於改革是觸及社會各種力量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社會結構的重新構建和安排，這就必然有一個依賴主體的某些利益集團遭到削弱的現實問題，也有代溝問題，各種階層不可能同時一下子達到理想的物質目標。因此，就十分有必要互相之間如何在顧全大局的大前提下，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有時需要雙方各自的戰略「妥協」。 [caption id="attachment_20219" align="aligncenter" width="792"]
期待改革良藥 紛爭悲觀彌漫
整個會議期間，代表的注意力較多側重於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會議分小組討論時，有六個小組是經濟類的，二個小組是政治、文化類的，結果前者寥寥無幾，而政治小組的感興趣者蜂擁而至，門庭若市。另外，在徵文的2400多篇中，多數是有關政治、文化等類的。會議臨結束前，由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牽頭發起成立民間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組織，許多代表紛紛報名參加。 在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中，有兩種基本觀點：一種主張先從改善和加強人大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入手。一是「修憲」，即在憲法的範圍內實現民主，通道就是社會主義議會民主和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提出：要設立全國人大憲法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確立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修改憲法有關條款，保護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憲法中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將人大會議公開化原則載入憲法。 另一種主張是建議從執政黨的自身改革入手，溫元凱等人提出：執政黨和其它黨派應在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的範圍內，處理黨的事務，參與國家、政府和社會活動。黨內外的政治分歧，只能用公開的、民主的程式政治來解決，而不能靠權力鬥爭、政治運動的非程式政治來處理。 [caption id="attachment_20221" align="alignnone" width="831"]
再啟改革征程 轉型創新為重
這次大會的任務本來確定是：通過反思十年利弊得失，冷靜分析面臨的各種挑戰，積極探索並試圖在會議結束後就能拿出在二、三年後走出困境的傾向比較一致的對策。但經過幾天會議的討論，感到各種意見、觀點很難統一，有的甚至產生對立，熱烈討論有餘，冷靜分析不夠，故這項成果沒有實現。 改革40年來，社會經受了動盪和曲折。預計今後一段時期的中國大陸改革無非會有這樣三條路徑： 一是糾偏歸元。中央政府最近一系列提出的，如金融回歸本質屬性，房地產回歸居住功能為主等的政策，都是在陣痛之後的幡然醒悟。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始終在路上。估計不會像原先那種愈調控、反彈愈大的怪局出現。 二是破中有立。如新一屆國務院採取的簡政放權措施，大刀闊斧地廢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規章制度及行業准入門檻資質，包括職業工種上崗許可等，為企業和地區發展鬆綁減負。同時，又積極推行精準施策、因城而異等新的決策機制和扶持政策。尤其是繼續加大產業結構和經濟體制的轉型創新步伐。 三是另闢蹊徑。當老體制難以改革、新局面又一時打不開的情況，只有另闢蹊徑，闖出一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如：近年來宣導的「一帶一路」戰略、雄安新區的建立等，以及最近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和環杭州灣大灣區等的發展規劃。包括海南的自貿區改革等。 這三條主要途徑也預示近期未來的改革走向：決策機制改革如何做到大權統攬、小權授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五大體系的改革如何既齊頭並進，又有率先攻克難關的期望？黨、政、軍，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理順和改革等，如何避免東西方價值觀的不同分歧，又能達到有效率的特色國情的推進？在不強力維穩、不機械求穩的社會穩定的理念指導下，如何廣開言路，讓思想自由碰撞交流，使廣大知識分子、專家和學者，以及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能在憲法的框架中，對國家大政方針、地區社會經濟和諧發展等，建言獻策，實行民主監督等。這些，都需要有大智慧、大胸襟和大勇氣。充分相信中國人民的理性選擇，充分堅信中國5000年文明的深厚底蘊支撐。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在世界貿易摩擦中，中國的發展新動力和增長極，唯有通過堅定不移的深入改革開放，才能有持續和高品質的發展。■]]]]> ]]>(Visited 57 times, 1 visits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