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連環殺手層出不窮的緣由揭秘 轉自BBC

20世紀末的三十多年，北美連環殺人案數量增加。加拿大歷史學家彼得·弗倫斯基（Peter Vronsky）懷疑，這可能與二戰創傷有關。

1979年，也就是弗倫斯基23歲的時候，他在紐約工作。有一天，他在電梯撞到一名連環殺手，此後他開始著迷研究這個群體。 那一天，他不耐煩地在等待電梯。電梯一直停在四樓一個名為Travel Inn Motor Hotel的骯髒酒店門口。電梯最後到達大廳時，裏面出來的男人撞到了他的肩膀。「他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弗倫斯基說。 「他看起來在發呆，就像我不存在一樣。」 第二天早上，弗倫斯基讀到了前一天在那個酒店發生的可怕的雙重謀殺和殘害事件。一年後，弗倫斯基看到報紙對理查德·科廷漢姆（Richard Cottingham）的逮捕和審判的報道時，他終於意識到那名「時代廣場的屠夫」和電梯裏的男人是同一個人。 他想知道：「這些怪物都從哪裏來？都是些什麼人？」 弗倫斯基與科廷漢姆相遇時，正是北美三十年間連續殺戮的高峰期。各種研究人員匯編的數據顯示，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連環殺人事件數量有所增加，在80年代達到頂峰—當時至少有200名此類兇手在美國獨立運作—在此後20年內出現下降趨勢。 波士頓東北大學的犯罪學家詹姆斯·艾倫·福克斯（James Alan Fox）說，那個時代連環殺人事件的增多應該有好幾個原因。 首先，那個時期美國和加拿大暴力犯罪數量都有普遍增加。彼時，社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人們遷移頻率高，因此不太可能了解他們的鄰居。搭便車也更為常見，這就使得殺手更容易找到受害者。福克斯說：「那個時代的環境非常有利於某些殺手尋找受害者。」 此外，那個時代的犯罪偵查手段也相對落後。警方缺乏大數據以及相關的用於調查的數據庫，導致追蹤殺手極為困難。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警方才開始用DNA進行法醫鑒定。 最近，家庭DNA的使用導致了72歲的約瑟夫.詹姆斯.迪安傑羅（Joseph DeAngelo）被捕，他被懷疑是所謂的「金州殺手」，被控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實施了一連串的謀殺和強姦案。 加拿大犯罪學家邁克爾·阿恩菲爾德（Michael Arntfield）表示，當時警方處理的連環殺人事件越來越多，已經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並且圍繞這些類型的兇殺案進行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也就是只統計殺手數量。 「連環殺手」這個詞也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才被創造出來。 其他因素還提到了：媒體和公眾對連環謀殺案的大量曝光造成的滾雪球效應；州際高速公路的發展為一些殺手提供了更廣闊的地理環境進行遠途殺戮；此外，與犯罪總體數量增加、汽油中的鉛暴露也有關。 弗倫斯基還假設了另一個因素。他認為，20世紀後期北美連環殺手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破壞，以及那些從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回來的士兵的子女。 他在新書《兇手的兒子：連環殺手歷史》中提出了這個想法。為了尋找那三十多年連環謀殺案過多的原因，弗倫斯基追溯了殺手們的童年。「連環殺手來自我們中間，來自我們所處的社會，」他說，「他們不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外星人，這些連環兇殺案的兇手都有過童年。」 他意識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隨後的戰後時代，很多兇手當時都是兒童，關於這一時期的全球衝突及其野蠻對人造成的心理影響尚未得到討論。「這場戰爭的惡毒程度比我們意料的還要深，」弗倫斯基說。 他說，出生於那個時期的許多兇手都沒有談及過他們的父親，但那些經常提到父親的那些人表示，他們的父親從戰場回來時都有心理創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從1935年到1950年，連環殺人事件有一個不太明顯的小幅增加。他希望社會學家和犯罪學家更密切地關注這些殺手的父親的戰爭經歷以及他們與父親的關係。 弗倫斯基還指出，戰後時代的流行文化也是一個促成因素，特別是低俗小說和真實的犯罪雜誌，這些雜誌在北美地區銷量很好，封面往往帶有暴力或情色圖像。 「連環犯罪的核心是創傷，家庭瓦解，以及孕育這些行為的文化腳本。」這是一個看似合理的理論，阿恩菲爾德說，因為在戰後的幾十年，社會上出現了「重大動蕩」。「郊區的激增和國家人口結構的徹底改觀導致了許多短暫的遷移，大量的流動性，以及許多破碎的家庭，很多連環殺手都來自那種背景，」他說。 與弗倫斯基一樣，阿恩菲爾德相信本世紀也存在類似的趨勢—社會動蕩，2008年的金融危機，戰爭和恐怖主義—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引發類似的現象。 「我們生活在一個同樣動蕩和分化的痛苦時代。這一切都讓處於連環殺手的『黃金時代』，」阿恩菲爾德說。 當然，許多從戰場回來的退伍軍人成為了很好的父親，也有受創傷士兵的孩子健康地長大成人，許多來自破碎家庭的孩子也是如此。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一份報告指出：「沒有單一的可識別因素導致連環殺手的產生，這是由多個因素導致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連環殺手行兇時的個人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