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習仲勳則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實踐者。習站在改革潮頭，為廣東要權，在特區建設中發揮巨大作用,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功臣。40年前啓動改革發展經濟,最終創造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40年後中國正走向強國, 在「後改革」時代,須以制度和法治引領國家前進,正視社會轉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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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訊》二月號封面[/caption]
整整40年，從鄧小平宣導「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開始，中國走向富裕、走向世界，中國真正站起來了。不能忘記的自然是總設計師鄧小平，還不能忘記的是改革功臣習仲勳。習仲勳一直站在改革潮頭，為廣東要權，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是讓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全面富裕的重要實踐者。如果說，40年前的改革是以致富為目的時代變遷，40年後，中國正面臨著走向強國的變革；如果說，40年來，一直是在磕磕碰碰中摸著石頭過河，40年後，中國的「後改革」時代必須以制度和法治引領。
第一次，深圳的GDP超過了香港。這是2018年年初的一則新聞。如果把時間倒推40年，兩地的對比絕非這樣。
1978年的7月上旬，當時剛剛復出只有幾個月，南下廣東主持工作的習仲勳，來到了深圳，看到中英街兩側，香港那邊車水馬龍，而深圳這邊破破爛爛。習仲勳對解放30年來，中國經濟制度的失敗有了更加直觀的感受。而發生在深圳數萬人的「大逃港」，令習仲勳對這種失敗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習仲勳與逃港者面對面交流
當時深圳附近居民，以腳投票，寧願冒著生命的危險，也要逃離中國大陸，去香港尋找生路。在深圳一個收容站，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從19歲開始便投身社會主義革命的習仲勳，開始為中國尋找新的出路。
經過對廣東多個地市的考察，習仲勳開始謀劃，在毗鄰港澳的寶安、珠海等地建立「試驗區」，並將寶安、珠海兩縣改為省轄市，面向港澳「以經營出口副食品為主」，並開闢遊覽區，辦好商業、服務業等。
深圳特區的來龍去脈
1978年10月，習仲勳和廣東省委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並提出將寶安、珠海改為省轄市的設想。這便是深圳特區的由來。
這40年來，深圳與香港的驚人對比，正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而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啟動的，正是當時剛從文革中解放的老一代領導人們。他們所用的方法，用當時的元老之一陳雲的話總結，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第一個跳下河，親自摸著石頭往前走的領導人，恐怕就是習仲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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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最成功的經濟特區[/caption]
出生於湖南，但常年定居深圳的陳秉安，前後經過了22年的採訪，在2011年出版了《大逃港》一書，忠實記錄了逃港者的血淚史。他說「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農民簽字開展家庭聯產承包，但同年7、8月，習仲勳已帶人去寶安縣參觀來料加工，考察投資和出口，已涉及改革開放深層次內容，是改革開放的起點。」陳秉安認為，「『大逃港』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現在對這段歷史的重視還遠遠不夠。」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代12月召開，確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之後，改革的風氣開始在全國露出頭角，從安徽到四川，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外殼下，冒出了市場經濟的萌芽,而廣東更加急迫。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鄭重提出向中央「要權」，於是改革開放「廣東先走一步」的政策誕生了。工作會議其間，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了廣東的情況，並提出讓中央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搞出口特區。雖然有人持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還是得到鄧小平等許多中央領導的支持。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為廣東改革向中央「要權」
在那次會議上，習仲勳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據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張漢青說，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習仲勛很快趕回廣東，立即向廣東省委常委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向中央「要權」的經過。在傳達中，他特別強調廣東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廣東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問題，是從全局出發的。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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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習仲勳到廣東省懷集縣考察，與逃港者交流[/caption]
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很快便贏得了人民的擁護，「逃港」風潮即告停息。隨著中英談判，香港推出了「單行證」政策，廣東省也宣佈，對過去「逃港」，且在香港已經取得「單程證」的同胞，來去自由、既往不咎。
因為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受《五七一工程紀要》影響而覺醒的知識青年劉夢熊，在1973年9月，從插隊落戶的東莞長安鎮加入了逃港者的隊伍，用六天六夜，包括九個小時的海上漂流，逃到了香港。40年來，他親身見證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與香港兩地逐漸縮小的變化。他還清晰記得，1981年拿回鄉證以後，第一次回廣州探親的場景。
廣州大沙頭火車站，昏暗的燈光下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等待從香港回來的親人。接到他的父母親與他抱頭痛哭。過去，他們全家幾個勞力，都難以讓全家人溫飽，日子苦不堪言，在他逃到香港以後，僅靠工廠打工，便支撑起了全家父母以及弟弟妹妹的生活。劉夢熊對《超訊》記者說，那一次回廣州，他住到了最好的勝利賓館，但是也十分破舊。當時廣州跟香港比，落後的不得了。
與劉夢熊一道在東莞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們，很多也在七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大逃港」的隊伍。七十年代底，在習仲勳南下廣州所注意到的「大逃港」，那已經擴大到了普通的老百姓。劉夢熊說，當時寶安農民，隔河對比，看到對岸香港的發展以後，所有的官方教條都變得毫無說服力。他們這些「逃港」的人，用腳投票，對計劃經濟行使了否決權。也正是這些偷渡者，激起了以習仲勳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開啟了改革開放。
當然，改革的道路不是筆直的，經歷了解放後30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重新接納市場，甚至接納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不用說北京的保守派反對，就連廣東各級地市領導也難以接受。1979年6月，與中央爭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後，習仲勳擔心剛剛離開文革不久的官員們思想不夠開放，便責令各級地委書記們去香港參觀一次。
地委書記被香港的繁榮震動
據當時在廣東省委辦公廳工作、後來擔任習仲勳秘書的琚立銘說，這次香港之行，讓廣東的地委書記們大吃一驚。高樓林立的香港，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一經對比，大家明顯感到內地的落後。這打開了大家的眼界，找到了差距，確立了推行開放政策的信心。
先行一步的廣東，引領全國的改革開放。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更是不斷創造改革開放的輝煌。但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僅僅是在廣東完成，廣大內陸地區，同樣在過去40年中，經歷了風雲變幻的改革開放歷程。
在改革開放開始前，中國所有的生產商品，都在計劃之中，分配也均納入計劃來實施。消費者購買商品需要相應的商品票證，光有錢也不行，如糧票、鞋票、煤票、香煙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傢具票、自行車票等等。據經濟學家陳功介紹，當時大體上光票證數量就高達上千種，覆蓋生活的方方面面。若按發行單位區分，還有全國通用、地方用以及軍用的票證，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所以「短缺經濟」以及「票據經濟」，可以說就是那個計劃經濟時代悲涼的經濟寫照。
在中央的改革派三駕馬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配合下，八十年代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幾乎是跨越重重難關，一步步放開過去對於生產關係的限制。從農村「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到城市接納僱傭制，市場價格也逐漸由雙軌制向單軌制過渡。並且打開國門，接受外商投資等等，逐漸恢復了市場經濟的生產關係。但是矛盾和衝突不斷發生。八十年代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步向前的時代，也是中國政治衝突與反覆最為頻繁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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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一書，記錄逃港者血淚史[/caption]
改革開放之路並不平坦
特別是當年稍微年輕一代的一線官員，與退居「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二線官員之間，爆發了一輪又一輪的矛盾。包括習仲勳在內的改革領導者們，在八十年代後期都遭遇各種挫折。不過，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向前止步。改革開放，讓中國人民富了起來，贏得了人們擁護。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繼續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名義，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範圍。從人民生活的變化，也能看到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八十年代之前，人民生活中追求的三大件是手錶、自行車、收音機；八十年代，三大件變成了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到了南巡之後，三大件又變成了「空調」、「錄影機」與「電腦」。到了最近，也就是二十一世紀，新的三大件，據說成了「房子」、「車子」和「票子」。人們對物質的需求越來越高，這間接證明社會已經進入到了富裕的階段。
從與外界對比，也能看得出中國的進步。1993年香港的人均GDP達到20396美元，而中國大陸僅僅為420美元。但是到了後來，伴隨著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香港的鋒芒逐漸被大陸後來居上的勢頭掩蓋。以深圳為例，2016年的GDP總量達到20078.59億元人民幣，超過廣州，同比增長9%；而香港2016年的GDP同比增長率僅僅為1.9%。2017年，深圳的GDP則達到了2.2萬億人民幣，正式超過了香港。
深圳GDP正式超過香港
在40年之後，中國GDP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中國國力強盛，深深把握住了世界經濟的資訊化浪潮，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與發動機，雖然原創能力與軟實力上，依然次於美國，但是中國取得更大成就的願景十分明朗。而改革開放的核心代表，還在深圳。現在的深圳，有華為、騰訊、大疆、華大基因等享譽國際，引領潮流的新科技公司，甚至被視為中國的矽谷。
不過，依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並非沒有缺點。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系博士、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的王小強，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質疑， 「摸著石頭過河」不錯，問題是不知道岸在哪裏？別是摸了一程，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或許改革已經成功了，我們尚蒙在鼓裏不知道，還在沒事找事，繼續改革呢？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王小強說：「時至今日，中國改革穩紮穩打，循序漸進，一路摸著石頭。但是，岸在哪裏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嚴重，嚴重到不知道改革應當向什麼方向繼續前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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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推動改革[/caption]
而且，改革開放也帶來了很多令人擔憂的議題，比如貧富分化、環境污染、貪污腐化、道德意識薄弱等等。近代以來，中國人一直在追求國富民強。現在，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完成了這一目標。但是，中國也變成了一個污水橫流、霧霾遮天蔽日、貧富分化嚴重、社會道德風氣敗壞、官員貪腐腐化侵吞民脂民膏的地步。美麗的中國，變得疤痕纍纍，醜陋不堪。在原來的道路上繼續狂奔，未來雖然經濟富裕，但社會環境，是不是要變得更差？
現在改革開放40周年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該如何走？或許，目光不該瞄準廣東，而該瞄準內陸。2017年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幕次日，在陝西北部，千億礦權爭奪的案件，在歷時12年之後，終於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民營企業凱奇萊與國家事業單位西勘院的訴訟案，由民營企業凱奇萊獲勝。該案涉及的鳳梨井田煤田，價值千億元之上，且歷經各級法院審理，其間更有陝西省政府發密函干預等罕見情節。中間，包括凱奇萊法定代表人趙發琦等多人，都曾被捕入獄。
中國正走向「以法治國」
這個案子判決，以及最近一系列針對民營企業家的案件重審，都在證明，中國正在走上另外一條明確的道路。那就是「以法治國」。如果說「摸著石頭過河」會有很大的隨機性，誰去摸？摸到了哪塊石頭？不同河段深淺遠近都不同該怎麼辦？那麼，根據法治精神行事，則是徹底確立一條明確的規則與秩序。社會在靠法律治理，過河也靠法律的「繩索」，而不是靠彎下腰去摸石頭。
陝北礦權爭奪案，所爭的鳳梨井田煤田位於榆林橫山縣，80年前，這裏處於習仲勳所參與創立的陝甘寧邊區，在那個時代的另一個特區。80年之後，這裏在完善和發展習仲勳所創立的另一個改革開放特區深圳所遵循的規則。如果法治的理念能夠貫徹，那麼，一切以法律為準繩，任何問題將其司法化，會是化解改革開放所帶來各類新問題、新矛盾的創造性解決方案。
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教授陳弘毅對《超訊》記者說，法治不止能保障改革開放的繼續向前，更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追求。因為法治是確保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基本準則。儘管王小強所擔憂的「岸」在哪裏的問題，可能還是沒有確定答案，但如果確立了法治原則，無論「岸」在哪裏，沿著法治的道路，總能找到。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未來，或許應該提到「以法治建設為中心」。而這剛好也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核心含義。十八屆四中全會說，中國要「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2018年1月14日，凱奇萊法定代表人趙發琦接受採訪時說：「凱奇萊這麼十幾年的訴訟，目的就是要維護契約精神，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秩序需要規則，要有規矩。規則的破壞，對社會是一個根本性的損傷。我十幾年這個過程，無論對個人還是企業，都是巨大的損傷，這方面我無以言表。我特別感謝習主席提倡以法治國，正如習主席所說的，依法治國、公平正義應該體現在每個個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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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40年「以法治國」是關鍵[/caption]
未來40年中國發展的關鍵
習近平主席在做十九大報告時，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中國在奠定了經濟富裕、國力強盛之後，國家治理體制的改革刻不容緩。以法治國，會是最成功的國家治理能力改革方案。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如何推進現代化建設上，已經有了兩代人的探索。這種探索，不止在國家領導人層面，也在每個普通的人民中進行。要維護和保證過去的改革開放成果，也需要牢牢把握目前所取得的經驗教訓。從「摸著石頭過河」邁向「以法治國」，是開啟未來40年中國發展道路的關鍵。
不過，道路始終是曲折的。就在人們準備迎接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深圳（寶安）勞務工博物館，將寶安縣的四次「大逃港」，稱作是「四次大規模的勞動力赴港就業風潮」，淡化了當時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苦難，導致人民用生命、用鮮血呼喚改革、呼喚開放的事實，引發了人們對「刻意扭曲歷史」的猜測。這類風波的出現，更加呼喚加強法治建設，走上「以法治國」的期盼。40年前，為了改革開放，習仲勳在廣東「殺出一條血路」；40十年後，為了新的改革領導人遇到阻力，減少「血路」，需要法治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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