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治理 啓示中國 

編按：鄧偉志教授近年在德國遊走考察,對其社會治理方法印象深刻,深受啓發,從中總結出十個案例。這十個案例,共性寓於個性之中，但如何從中找到共性，如何從中提煉出幾條社會治理的理念,供中國社會借鑑,則還要花一番功夫研究。    [caption id="attachment_13016" align="alignnone" width="1000"]

德國社會以人為本[/caption] 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年前，德國法西斯殺人如麻。他們把猶太人、殘疾人等等殺了以後，還會把死者的金牙齒挖出來賣錢；他們會把死者的頭髮割下來織成地毯。2017年春有位西方大國的議員竟然講「法西斯沒用化學武器」，受到批評後立即表示道歉。因為被德國法西斯毒死，活人被當作藥物試驗而慢慢死去的人不計其數。  對德國法西斯的暴行，戰後德國人做了深刻反省。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的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表達德國對「二戰」的懺悔。後來的總理施羅德也撰文表示道歉。通過對反人道行為的全面檢討，極大地提高了德國人對人道主義的認識。  這次在德國遊走考察,對其社會治理方法印象深刻,深受啓發，並從中總結出十個案例，可供社會人士參考。  （一）德國人不願為戰死在外國的兒子修墓  德國參加北約組織，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這些組織要德國出人，德國不好不出人，出人就會有犧牲。為烈士修墓是許多國家的慣例，德國也不例外。就在德國國會大廈旁邊有一處世所罕見的、佔地二萬平方米的猶太死難者的墓地群。可是，如今烈士的父母普遍不願為烈士兒子立碑修墓。  這是出乎常人所料的，是難以理解的。人家爭著立豐碑還來不及呐！這些普通的德國人怎麼會有這樣的逆向思考呢？這些普通的德國人的理念是：兒子不在自己國家勞動，跑到外國戰死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不值得炫耀，甚至是不人道的行為。  這一下難為了德國國防部。立碑不人道，不立碑也不人道，怎麼辦？國防部反覆討論後，在國防部大院裏修建了一處高而不大的平房，裏面有螢幕。他們就把許多烈士的名字統統輸入到電腦裏。每隔幾秒鐘在螢幕上出現一位烈士的名字、生平，不停地放映，烈士形象輪流出現。這座名為紀念堂的大房間一般不對外開放，只對家屬和真心誠意懷念和瞻仰的人開放。  （二）警察不能進入的救濟站  德國有一家社會團體，在國內的50個火車站上辦了50家救濟站。最簡單的救濟站是管吃、管洗澡。什麼人來吃飯、洗澡？不許救濟站的管理人員去問，更不搞來者登記。來吃的人是窮人還是富人，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管，哪怕是殺人犯、在逃犯，也不好打聽。這是50家救濟站公之於世的規矩。  為什麼這樣做？他們認為，來吃的人總歸是沒錢買飯吃的人。他（她）沒飯吃，餓了必然會不擇手段弄吃的，必然會提高犯罪率。如果有飯吃了，至少會減少因饑餓而幹壞事的可能。  單是規定到「來者不拒」這一步也就罷了，他們還規定員警不得入內，並把這一條公之於世。這一條也是警方所同意和支持的。萬一來吃的人當中有通緝對象，而員警也知道通緝對象在裏面，怎麼辦？員警可以等候在救濟站外邊。救濟站規定吃飯不得超過半小時，洗澡也不得超過半小時，一小時後必須離開。出了救濟站大門，員警該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他們認為如果允許員警入內，有三長兩短的人便不敢進來。不進來，便有在外胡作非為的高概率。  救濟站的資金哪裏來？全部靠社會募集而來。火車站不向救濟站收房租。火車站認為救濟站的存在有助於火車站的有序和安定。食品全是附近幾家食品店到下班時還沒有賣掉的食品。  [caption id="attachment_13017" align="alignright" width="522"] 德國參加聯合國維和部隊[/caption] （三）戒毒所收藏珍品  德國很多中等城市都有戒毒所。戒毒是很難的。吸毒者的家屬知道戒毒時人不舒服，往往會利用來戒毒所探親的機會為戒毒者送來毒品，更增加了戒毒的難度。還有些吸毒者戒了六個月以後，再重新吸毒。當然，大部分人是能夠戒掉的。戒掉後，接著而來的是就業，戒毒所會幫助他們找職業。有些戒毒所自行組織搬家公司。搬家的人各有所好，各有所惡，他們都會扔掉一些自己不要的東西。你不要，他要。搬家的人不要的，換個角度看可能是珍貴的。戒毒所撿來那些東西以後可以依法變賣，或者留在戒毒所使用。因此，很多戒毒所裏的傢具、用品，價值連城。精美的傢具進一步促使戒毒者願以戒毒所為家，同時也有助於提高戒毒所全體人員的生活品質。  （四）危機心理諮詢不可問諮詢者是何人  德國社會工作者成群結隊，可謂天羅地網。監獄裏每15名犯人配備一名社會工作者，兼心理醫生。吃救濟的窮人每60名配備一名社會工作者。此外，還有面對面的危機心理諮詢站和不見面的電話危機心理諮詢站兩類。他們無法從物質上助人，大量的是從精神上助人，而且是24小時守在電話機旁邊助人，助個人，助群體。  電話危機心理諮詢站有個規定，絕對不許記錄諮詢者的電話號碼，即使諮詢者聲稱要殺人，心理醫生也不能問對方的電話、姓名、住址。如果心理醫生記下諮詢者的電話是犯法行為。他們認為，假若記錄諮詢者的電話，諮詢者就不來諮詢。當然，如果是見面諮詢，諮詢者表示要做違法的事，心理醫生有權報警。  [caption id="attachment_13018" align="alignnone" width="700"] 德國人樂意做義工[/caption] （五）殘疾人工廠成了「點子公司」  殘疾人所殘的部位是不一樣的，手殘的腳不殘，腳殘的手不殘。殘疾人之間完全可以做到互補、互幫。況且，工業生產中不同的工種需要發揮不同身體器官的作用。  德國興辦了一批適合於讓殘疾人各顯其能的綜合性工廠，效益很好。有的從事印刷，有的從事雕刻，有的踩機器。在網絡化的今年，一般不需要太大的勞動強度。因此，有些殘疾人工廠出現了「電腦大王」、「三地印表機」能手。有的殘疾人努力為有關方面出點子，被人稱為「點子公司」。身殘心不殘。殘疾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們的.工廠成了國家的智力庫，從而促進全社會更加尊重殘疾人。殘疾人停車、看戲，處處優先。有些殘疾人坐火車全免，連陪同的人也免費。  （六）犯人不穿囚服的大監獄  現在德國最大的監獄是柏林的泰戈爾監獄，裏面關著德國以及越南、土耳其等國的1500名犯人。附帶提一句，幾十年來沒有關過一名中國人，倒是中國的司法界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  奇怪的是，在1500名犯人中沒有一位穿囚服的。他們認為穿囚服會加大犯人的壓力，不利於改造。  「眾口難調」。犯人的食堂分為好幾種：一是糖尿病患者的低糖、低鹽食堂；二是大多數犯人用餐的食堂；此外，犯人還可以在申請同意後，自己燒菜：各得其所。  監獄月月有演出，有的節目還被電視台看中。能不能拿到電視上公映，聽誰的？奇怪的是：聽囚犯的。囚犯同意後，電視上才能播放，要尊重囚犯的肖像權。有些囚犯考慮播出會讓觀眾知道自己是囚犯，不同意播放，電視台便不能播放。  監獄辦了一份向世界各國發行的德文月刊。發行量達2500份。我國香港還訂了5份。編輯是誰呢？既不是監獄長，也不是獄警，就是兩名有文化的犯人。犯人可以打電話，但是有限制，不能多。兩名犯人編輯例外，他倆可以上網，可以打很多電話向外約稿，請教。白天獄中有間房子讓他們二位在裏面編刊，晚上編輯必須回囚室睡覺。  最奇怪的是犯人的刊物出版前毋需經獄警審稿就印刷了。犯人編輯的刋物不審先發，有沒有出過不合規則的錯誤呢？他們說：「沒有」。兩位犯人編輯也不敢、不願出格。他們知道，辦得好會減刑。兩名犯人編輯不必向監獄頭頭請示，他們卻會主動跟社會工作者商量。因為社會工作者是犯人的恩人。從判刑入獄的第一天起，社會工作者就會對犯人開導，指導犯人學一門手藝，為犯人出獄後的就業奔走。犯人自然尊重社會工作者。 （七）弱智兒童「爹娘多」  弱智兒童留在家裏，父母難以承受，不如集中教育來得好。但是，在「弱智兒童院」工作的教師負擔很重，教他們繪畫，教他們手工，難度很大。教工與弱智之比若為「一比五」都負擔不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些弱智兒童院發動社會人士來做兒童的「父母」。這些所謂「父母」也就是社工、義工。他們經常帶著好吃的和好玩的去看望弱智兒童。對強者尊重說不定有「私我、畏我、欲有求於我」的邪念，對弱者愛護才是真正的純潔、高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弱智不等於無智，他們也重感情，有人性。弱智兒童把社工當爹娘，與自己的爹娘一樣親。「爹娘」來了會很高興，「爹娘」走時會依依不捨。  社工的探望既有利於弱智兒童成長，也會減輕教師的工作量，更會增進全社會的人性化。是人都有人格，人格理應受到尊重。  [caption id="attachment_13019" align="alignnone" width="800"] 德國是歐洲接受敘利亞難民最多的國家[/caption] （八）難民營裏故事多  德國是歐洲各國接受敘利亞等國難民最多的國家。很多國家限制難民進來，可是德國有時一年幾十萬、上百萬的接收難民。有的州長覺得接收難民困難太多，咬牙切齒地反對接收，德國政府還是堅持接收。有人抓住接收後出現的問題要求總理默克爾下台。默克爾稍作懺悔後又繼續接收。多數德國人認為接收難民是善事，符合他們的信仰。  接收那麼多難民怎麼住法？柏林把所有空關的房子都住進難民，還不夠，他們索性把國際展覽館騰出一部分房間給難民住。  許多難民營是廚房合用。廚房裏先燒飯的與後燒飯的之間有衝突。發食品總有先後，後收到的就有意見。矛盾最後都歸到營長身上。我訪問過一位營長，他當過兩任營長，挨過罵。他說：「我是抱著善心去當營長的，想不到抱著一泡氣出來。」  市民對難民也有看法。能逃出來的難民一般不是窮人，窮人是無力付「蛇頭」那麼多錢的。既然是只有比較富裕的人才有資金外逃，他們富裕的人逃出來時總是揀好的物品帶出來。在柏林有句話，要識別難民並不難，穿名牌新衣、蹬名牌新鞋，背名牌新包的十有八九是難民。穿著不如難民的柏林市民看了難免有點心理不平衡。  德國還發坐公車的月票給難民，難民進博物館也免票，這就更讓市民心理不平衡，進而反對政府的難民政策。再加上難民的犯罪率很高，這就更加讓市民有反難民的理由。可也有些德國人會主動給難民送衣服、送食品，甚至還有送性生活上門的。  對這些做法在德國都有爭論，爭論還在繼續著，尚未完全統一。  （九）義工是最受尊敬的人  德國很多社會活動離不開義工，即志願者。義工是社會治理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總統、總統夫人、各部部長、各市市長都要當義工。每年聖誕聚餐，無名的無家可歸者坐著吃，如雷貫耳的名人、明星、各政黨領袖跑來跑去給他們端盤子，送飯，盛飯。  大城市每年有義工招募日、義工周，全城總動員，義務勞動一周或半個月。針對社工、義工的基金、基金會名目繁多，數不勝數。  義工艱辛、善良，受人愛戴。害怕艱辛的人看了義工，當了義工以後，也會變得能夠吃苦耐勞，與人為善。  義工的工作對象是弱者，不是強者；他們得到的回報不是物質，是精神，只不過是「感謝」二字。聽到「感謝」二字就是義工最大的收穫、最大的滿足了。不過，重謝的也有。柏林有百餘家老年組織，其中有家設在富人區，有幾十畝地的大花園，別墅簡直像藝術品，之大之美不是一般社團所能比擬的。怎麼會如此豪華？原來是一位得到這家老年組織的義工關愛過的老人，臨終前捐獻給老年組織的。  人人愛義工，愛社工，愛社團，社會和政府也支持義工，歡喜社會工作者。在德國有好多城市規定義工可以免費進各類公園、博物館、展覽會，有的還讓他們免費坐公共汽車、輕軌、電車，乃至於火車。對學生來講，持有很多次做義務工的記錄，考大學優先錄取，畢業後找工作優先錄用。  社會發展的方向是「小政府，大社會」，社會文明要求「小政府，大社會」。而政府要瘦身，必然要求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社會事業大發展，大繁榮，不然，就會脫節。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性是人的特性。社會以人為本，人以社會為本。社會化是人與人互動的頻率和範圍加大，互動同時要求提升互敬、互愛、互助的新高度。互敬、互愛、互助的提升有漸變，也有突變。德國就是二戰後作179度大轉彎的範例（之所以不是180度，是因為德國還有一小股青年納粹黨團）。1972年中國駐聯邦德國記者王殊之所以敢於斗膽向周恩來、毛澤東建議與西德建交，受毛澤東的接見與稱讚，與他認為西德不是軍國主義復仇主義有關，也與他當年瞭解德國的社會治理狀況有關。   （十）媒體為社會治理呐喊  柏林有一家市政府的報紙，姑且把它譯為《柏林日報》吧！這家報紙同我們中國的有些媒體一樣，開闢了一個《市民與社會》欄目。天天報導哪裏的噪音超過多少分貝了，哪裏的工程妨礙交通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有的婉轉批評分管的副市長，有的直接點名批評分管副市長。有時就熱點展開討論，有時要求把冷點馬上解決。總之，市民有所呼，報紙有所登，再是副市長有所應，接著行動上有所改進。  多年來，德國堅持一種「開放日」的活動。具體地說，各部委，包括司法部、安全部、國防部，乃至總理府、總統府、議會向社會公佈哪一天是他們的開放日，歡迎任何人在那一天來參觀。報社也一樣，在柏林日報開放日那一天，在參觀編輯流程前先開了一個短會。在輪到副市長講話時，主持會議的總編輯宣佈：「下面請我們報紙批評最多的副市長講話……」  副市長走向話筒，微笑著說：「我是天天看你們報紙的讀者，是沒有一天不看你們報紙的熱心讀者。我看你們報紙總是先看你們的《市民與社會》欄目是怎樣批評我的。現在你們的《市民與社會》欄目被評為優秀欄目，不是因為我看得多看出來的，是因為你們批評我批評出來的。我感謝你們對我工作的幫助。你們的欄目是我的顧問、參謀。」副市長一席話逗得台上台下、來自界內界外、國內外的聽眾一陣陣笑聲。  事實也確實是這樣，媒體反映市民的心聲，政府按照市民的心聲去改進社會工作。這也是社會治理的一條資訊鏈、工作鏈。  走馬觀花的一瞥說了十個案例。共性寓於個性中，如何從中找到共性，如何從中提煉出幾條社會治理的理念，要仰仗讀者和同行。  社會以人為本應當「本」到什麼地步？人以社會為本又應當「本」到什麼水準？中共中央講「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應當小到每千人擁有多少公務員？「大社會」應當大到人均參加多少社會組織為好？志願者與列寧的「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星期六」之間有沒有相關系數？志願者的普及面應大到何種程度？透明度與自信度、民信度是什麼關係？透明度有沒有高低之分？透明、公開應透明到、公開到什麼樣子？諸如此類既要定性，更要定量，定量是定性的尺規。歡迎讀者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由表及裏，由裏到外地作一番研究。  贊者歡迎，批者更需要。真理是具體的、相對的。學術研究只有進行式，沒有終結式。「天下事有難易乎？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