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當年只是一個小漁村，經過30多年發展，竟超越已發展了一百多年的香港，背後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香港要健康地發展提升，一定要首先解決管治問題，否則將被更多的內地城市趕過。  [caption id="attachment_12707" align="alignnone" width="1000"]

深圳年均GDP增長率是香港5倍[/caption] 最近，有一個重要的事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就是深圳按上半年的增速8.8%，今年經濟總量將達到2.5萬億人民幣左右，比肩香港，2018年超過香港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除此之外，深圳的地鐵、地面交通等基礎設施，市政建設、城市面貌等都在日新月異地優於香港。  過去，是深圳人以去香港為榮；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喜歡上深圳。昔日的一個小漁村，經過短短30多年的發展，就能超越燦爛了100多年的東方明珠，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有人說，香港之所以被深圳超越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脫離英國、回歸中國所導致的。這種說法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香港被深圳趕超與回歸無關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英國本身的經濟，用每況愈下來形容不能算過分。近20年來GDP增速從20年前的3%多下降降到2%多，年平均僅為2%多一點。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其製造業空心化特別明顯，很多製造業也都轉移出去了。  由於工作關係，上個月筆者去了趟英國，整體感覺是，「只有歷史的厚重，而缺乏現代的活力」。倫敦的基礎設施方面，如地鐵等，已經陳舊，與深圳的日新月異發展態勢，形成了明顯的差距。離開首都，又去了貝爾法斯特，這是一座在歷史著名的製造業發達的城市，泰坦尼克號就出生在此地，但機場、酒店等各種設施之陳舊，讓人倒吸冷氣，與深圳現狀差距甚大，還不如國內的一些三線城市。在這種狀況下，即使是香港不回歸中國，英國哪還有實力帶動香港的發展呢？  再來看一下英國近些年的政治狀況，也可以用跌宕起伏來形容。在工業革命初期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已經顯得陳舊，跟不上現今時代的發展。戴卓爾夫人執政時，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進行了幾項較大的變革，但都沒有觸及到根本，反彈成為常態。近20年尤其是近幾年來，英國政治動盪頻繁，黑天鵝事件頻發。脫歐事件的是非曲折、北愛爾蘭獨立的公投，近期文翠珊組閣困難重重，反映在治理能力上真是自顧不暇。有英國朋友戲稱，英國的時間大部分花在了討論議題上，討論來討論去，待可以實施的時候，又換屆選舉了。這種情況下，英國哪還有精力顧及香港？近在身邊的都要鬧獨立，哪還有能力來治理遠在天邊的一個殖民地？  這裏，我並不是要否定英國往日的輝煌和現今的成就，只是從近些年的走勢說明，即使香港繼續作為英國殖民地，憑藉英國的實力和能力變化消長恐怕也是難有作為。要是遇上1998年那樣的金融危機恐怕也是鞭長莫及。所以說，香港不回歸可能面臨的問題比回歸中國可能遇到的麻煩事更多，處理起來更艱難，被深圳趕超也許來得更快。  [caption id="attachment_12708" align="alignnone" width="600"]
深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caption] 經濟原因：既有優勢逐步被取代，新優勢構建難  其實，香港回歸前，之所以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主要是搭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順風車。當時內地處於開放伊始，從封閉中逐漸走出來，離不開香港這個窗口和橋樑。在國際貿易、航運、投資和金融等領域，基本成為大陸對外的唯一通道。在美國的經濟戰略中心從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由歐洲水平分工到垂直分工的過程中，香港充分顯現了自由港優勢，迅速成為連接東亞與歐美的重要樞紐，奠定了其國際貿易、航運物流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賺了。這個道理，英國人最明白，1911年成立香港大學，當時的港督對英國總部彙報的內參公佈，我們要成立香港大學，坐穩香港，目的就是抓住中國這個大市場。  但是，隨著中國內地對外開放度的不斷擴大，內地城市的迅速崛起，香港這些功能被逐步替代。  比如貿易。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外貿是受管制的，後來逐步放開，所有企業都能直接從事對外貿易，香港原來經營轉口貿易的企業逐漸失去優勢，沒有生意做了。  又如港口。開放以前，從事國際航運的港口很少、泊位很小。後來，先是廣州、深圳、福州、廈門、寧波、舟山、上海、南通、連雲港、青島、煙台、天津、唐山，一直延伸到大連、錦州，全面開放，中國國際貨運就用不著再經過香港，直接面向國際化市場。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隨之不復存在，能發揮的作用也不明顯了，對香港經濟的拉動作用也逐漸遞減。航空也是如此，僅珠三角就有大型國際機場三個以上。  再如投資。內地改革開放之初，因為在市場環境和體制等方面與國際不接軌，所以歐美日企業進入中國首先要經過香港，這就極大地拉動了當時的香港經濟。後來，隨著內地加入WTO,開放度不斷擴大，與國際接軌的步伐邁得越來越大。外國企業無需經過香港，可直接進入內地，這一塊對香港經濟的拉動力，也逐漸失去、逐步淡化。  還如金融。同樣，改革開放伊始，內地沒有資本市場，上海、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建立之初，也表現出不成熟和不活躍。那時，內地到香港上市企業眾多，內地的資金也通過各種方式進入香港資本市場。隨著內地這兩個股市的逐步發展，競爭力越來越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好在依然保持，但壓力與日俱增。  我們再來看看深圳，從一開始的「三來一補」，經過後來規範的加工貿易，奠定了深圳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從十幾年前開始，深圳轉型升級，大力推動科技創新，扭住產業經濟不放鬆。發展的優勢不斷加強，湧現了一大批像華為、華大基因、中興、騰訊等領軍全球的企業，中小高科技企業更是蓬勃發展，有力地支撐了深圳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特別是近10年，深圳年均GDP增長率達到10%以上，而香港只有2%多，是香港5倍。快速的經濟發展給深圳帶來了雄厚的財力，極大地增強了政府在公共設施和城市建設方面的投資，同時還對私人資本起到了極大帶動作用。所以，它的城市面貌日新月異，開始超越香港在情理之中。 
政治原因：領導社會主義有經驗，治理資本主義要探索  「一國兩制」就意味著在一個國家同時實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這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但要實踐好，卻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以往的歷史和當今的現實中都未曾有過這種制度設計，沒經驗可循，治理難度大，這方面在20年經歷中表現得很典型。  新中國成立以來搞的是社會主義，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治理社會主義游刃有餘。改造過資本主義，而領導資本主義基本沒有經歷，缺少這方面的經驗。至於香港，100多年形成的殖民文化傳統，又不是短時間能改的了的。  第一，在經濟上，內地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而香港是私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這20年來，以私營經濟為主導的香港，北京駕馭起來就有些費勁，對私有制及其發展規律拿捏得還不夠深透。開始過多地給好處，只有「胡蘿蔔」；而缺乏必要的約束和規範，「胡蘿蔔」與「大棒」之間的關係很難把握，結果是「資本」們賺得缽滿盆滿，相比而言，眾多普通「勞動」們的獲得感不多。對於香港究竟如何發展缺少遠慮和規劃，長期和整體的考量不多，具體的操作也往往無從下手，所以時而親近依賴，時而疏遠放任。這帶來的最明顯的問題是，靠體力和腦力的階層也就是普通勞動者來說，收入徘徊，相對物價來說甚至下降，遠遠地趕不上私人資本的發展。回歸讓平民百姓有獲得感不多，以至於反而將生活的不如意歸咎於回歸。當然，既要讓資本賺錢又能通過勞動致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不是僅靠香港這個「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就能解決的。破解零和定律將是人類一個長期的難題。  第二，在精神上，香港長期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宣導開放度、自由度無節制地大，很多人思想上傾向於資本主義。從意識形態上來說，香港對英國的歸屬感勝過對祖國的認同。20年來，思想的植入方面亦受高度自治的限制，內地的思想觀念也難以與香港溝通。尤其是香港年輕一代，不僅沒有感受到回歸的實惠，更多的是看不到未來的希望，所以對祖國的認同感不強，往往會由此引發社會矛盾，導致社會撕裂。香港人心難以統一，甚至一些極端分子還鬧獨立。對此，解決的辦法不多，所以只能堵，難以疏。  第三，在治理上，中國一直奉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香港經歷了100多年的殖民統治，在發展上，自我治理能力相對不足。回歸之前，香港的發展戰略、思路規劃、重大決策，基本靠倫敦決策，由香港貫徹執行。長此以往，導致香港官員執行能力遠遠大於決策能力。回歸以來，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下，香港顯得不適應，而內地又不能直接插手管理實務，這就導致了戰略缺位、決策的缺位。內地如何管理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是現實難題。要讓香港真正健康地發展起來，這個難題一定要破。否則，香港可能在這個怪圈中走不出來，必將被更多的內地城市趕超。  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貶低或吹捧任何一方，也不是聳人聽聞，更不是落井下石。醞釀這篇文章的時候，很矛盾。作為從內地到香港學習、生活、打拚過近十年的人，看著深圳的快速發展，不忍看著香港真就這樣「輕輕地走」了，悄然退出歷史和國際舞台，如果一顆曾經的巨星就此隕落，實在惋惜。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之餘，希望能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重拾香港的昨日繁華，找到香港的特殊優勢，並能夠將其發揚光大。在保持獨特優勢、繼續引領國際潮流的同時，能夠積極融入到大灣區以及內地更健康的發展之中，從中找到更多的機遇。  不過，為了香港的穩定繁榮，全港的意識和思想一定要統一起來，統一到發展這個正道上來。組織形式上，也要統一起來，目前行政組織太軟弱無力，社會組織鬆散龐雜，這樣目標很難統一，也更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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