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族傳承 富可以過三代
鄭宏泰博士多年來專注研究香港華人家族史。他接受《超訊》專訪, 對香港家族企業如何部署接班，第二第三代能否守住家族基業，華資與中資的競爭呈現何種格局等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分析。
文/王亞娟
李嘉誠退休一說甚囂塵上，重新引發外界對香港華人家族企業傳承問題的關注。
這些家族企業，大部分依靠李嘉誠等領軍人物赤手空拳地艱苦奮鬥，搭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崛起「順風車」，建構起自己的璀璨帝國。進入21世紀，這些新興的家族企業大多步入第二代、三代繼承期，新人雖然多經提攜，但能否獨當一面、守住家業，很少有人能給出確定的答案。
鄭宏泰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多年來專注研究華人家族史，筆耕不綴，佳作頻出。在華商大佬普遍進入耄耋之年的當今，家族企業的大家長如何部署接班事宜？新人能否守住家族基業？在中資大舉攻城掠地之際，華資與中資的競爭會呈現何種局勢？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採訪了鄭宏泰博士，以下為訪談摘要：
超訊：您如何評價香港的華商大佬們家族企業的交班部署？
鄭：企業交班這一塊，學術界一直認為華人做得不好，認為他們沒有接班計劃，沒有具體的安排和接班的整個程式。這種說法不是很準確。華人家族企業在發展之初就非常重視接班人的培養，只是不會像西方企業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因為中國人強調的還是默契，不會很明確地說清楚，你什麼時候要進來工作，做哪個崗位。但是其實很早你就會看得到，他已經有特殊的安排，包括讀什麼學校，念什麼科，要娶什麼老婆，嫁什麼丈夫。
超訊：二代超越他們的父輩是不是很難？
鄭：這是當然。第一代創業，是從困難的環境裏面打天下打出來的，他危機處理能力很強，經歷了無數考驗才有了後來的成就、地位，這證明他一定是很有能力。二代、或者三代可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環境，即使念書方面很突出，但有很高的學歷不代表有很強的能力。
此外，創業一代基本都會具備天生的leadership和entrepreneurship，二代三代要建立起來卻並不容易，因為這個不是學歷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足夠的經歷和危機管理。所以通常外界會認為他們水準相對父輩來說較低，這也有它的道理。
超訊：根據您的研究，香港的大家族在企業傳承通常體現出什麼特徵？
鄭：從比例上來看，一定是富不過三代的多，這是一個常態。但是也有很多家庭富過了三代，這是非常困難的，必須家族幾代人去努力維護。
超訊：您觀察到的這些「富過三代」的例子，更多是客觀環境的因素，還是人為去抗衡所謂「富不過三代」的規律？
鄭：兩邊都有，從香港的案例來看，相對內地而言，可能客觀環境的因素更為重要。在香港保持社會穩定的時期，沒有動亂、戰爭，會對家族企業的傳承比較有利。比如何東家族、利希慎家族還可以保留到今天，相對而言較為平穩的社會環境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我們要理解，過去在我們的文化裏講傳承家族，是把財富放在相對來說低的層次，很多時候是講傳承官位，而並非有一個企業要繼承。這一點中西方的思考不同，西方基督教是救贖至上，中國文化則是血脈至上的。而日本的家族企業在傳承時，如果兒女中沒有合適的就找女婿，女婿不行就養子，養子不行就聘用外面的人管理。西方也沒有很大的包袱一定要把企業傳給他的兒孫，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
中國文化強調的是血脈的傳承。中國人對於永生的追求，就是三不朽：立言、立名、立德。
所以我們在做家族企業也好，做官也好，一定會和自己的家人有很緊密的關係，比如家族企業一定要強調我們要傳給自己的兒孫，不然企業被人家吞了，有這種概念。所以很少有華人家族企業完全交給外人去管理，這是文化的基因所導致的。
超訊：二三代的成長環境大多數比較優渥，家長會刻意讓他們去一線經受鍛煉、吃苦嗎？
鄭：現在八九十歲的這些創業一代普遍會有這種考慮，要求接班人每個流程都去參與、體驗。畢竟要站在最高領導的層面去掌管公司，那一定要了解基層，如果沒有經歷過，那就去補充。不過這一點到了第二代繼承人就弱化了，因為二代本身就沒有經歷過從基層到高位的完整過程，所以在培養三代的時候不會特別強調這個。
超訊：那其實創業一代的兒孫生來就有很大的包袱，背負著一個接班的任務，但並非每一個二代都對經營企業感興趣，有的志不在此，有的可能能力不夠。
鄭：你剛好說出了問題的關鍵，因為中國人重視血脈，所以我們就強調多子多孫。孩子多的情況下，就可以挑選比較適合的來繼承家業。歷史上，很多家族企業的垮台或者富不過三代，核心是血脈不夠。
在血脈多的情況下，有些孩子也選擇不參與家族企業的管理，去做官員，研究學術，做藝術家，這也對大家族的穩定發展有保障。華人家族比較多元發展，強調開枝散葉，強調「分」，分散反而有助於保持整體穩定。
超訊：我們看到，包括李嘉誠、李兆基等等這些香港家族企業的大家長，在部署接班事宜方面通常會有一些佈局，有的設立家族信託基金，有的去西方投資。
鄭：對，這些是比較主要的部分。一方面，這些大佬通常視野比較開闊，會根據他們的判斷，來調整投資格局。比如根據經濟發展趨勢或歷史經驗，他們會將投資多元化，進行全球化佈局，他在用這些方法來規避風險。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吸納一些西方現代化尤其是制度化的經驗。香港的華人普遍比較樂於採用西方的管理制度，會以比較開放的態度任用一些專業管理人員來幫助企業運營。
還有設立家族信託基金，也會訂立一些機制，比如鼓勵創業，想要擴展、創業的孩子可以拿到一些incentive，再比如在世界各地黃金地段購入資產，規定不能買賣，只能收租，作為長遠投資。
他們利用這些不同的設計，儘量保證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還是可以維持企業的經驗，保留住家族財富，哪怕不去擴展，但至少可以穩住。
超訊：新一代接班人掌管企業，在政商領域要有所發展和建樹，跟父輩相比優劣勢分別在哪？
鄭：新一代比較突出的，是對於現代性的掌握，他們大多在西方受教育，同樣都具有一定的視野。另外，他們在接班的時候，父輩已經建立了很多network capital，主要是他的人脈關係、知名度、社會影響力。比如吳光正，從他70年代接包玉剛的班到現在，40多年了，累積了很多無形的資源。現在他的兒子要接班，這些network capital必然不是很高。雖然他在經營網絡、處理危機的過程中，還有吳光正在後面看著，但是network capital更強調的是個人品牌的建立。
這就要求接班人本身足夠trustworthy,你要有能力，你為人忠厚，你不是二世祖。比如你在和父親的朋友交往過程中，對方也會觀察你，如果認為你有能力，就會慢慢建立起和你的關係。因此，到底能不能將父輩的人脈轉化為自己的，能轉多少過來，還是依賴於個人的品牌，大部分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品質。
超訊：您說這些家族企業未來主要是「守」，那緊鑼密鼓來港發展的中資可以說是「攻」。目前看來，在金融方面，大量華人家族掌管的銀行、證券行被國企收購等等，「攻」已經佔了上風，而地產領域還沒有，那麼未來會不會也是這個趨勢？
鄭：那就看危機了，比如說戰爭、政治動盪、經濟危機等等客觀環境的改變。目前大量的土地控制在這些華資手裏，中資拿到的土地只佔很小一部分。即使控制了一些還沒發展的土地，但是要攻都不容易。通常發生一些big crisis，如果這些華資判斷未來香港發展他們不佔優勢，或是感到有風險，這是有一些strategy上的安排，選擇退了，這時候才有機會攻進來。因為他們已經佔了山頭，現時狀況下要強攻的話，這些地產商把價格抬得很高，中資也沒辦法立刻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