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背後的千禧年主義
早期美國清教徒普遍接受千禧年主義，爲千禧年預言的基督再來和上帝的國做預備，堅信千禧年會在美國實現，因此千禧年主義一直塑造美國的神學、社會和政治；特朗普上台讓千禧年主義再次進入美國公共視野，不僅他的內閣成員積極表達基督教信仰，「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口號表達的，就是與殖民歷史和基督教有關的美國中心主義。
特朗普政治讓基督教再次重彩進入美國政治生活的公共視野，不僅借著他內閣成員積極表達出的基督教信仰，也借著「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口號所傳出的歷史回音，就是一種與殖民歷史和基督教有關的美國中心主義。與歐洲甚至加拿大社會相比，美國社會和政治與基督教信仰（特別是新教傳統）有一種更親和的關係，這都源自早期美國社會的新教信仰基礎。若要理解美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身份，就需要追溯這段時期新教的對社會的影響。
在對現代社會秩序的研究中，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他經典社會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爲什麽只有在西方産生出了現代理性資本主義？韋伯考察的是清教徒（加爾文宗新教基督徒）在早期美國社會的角色。在他看來，其關鍵的原因在於美國新教教派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呼召感。具體說就是，新教徒（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普遍生活在一種焦慮中，這焦慮來自於他們並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够按預定論教義被揀選。爲消解這一焦慮，他們需要通過此世簡樸禁慾的生活方式和職業呼召，來證明他們是蒙揀選的、有上帝恩典同在的人。韋伯繼而推論說，這些加爾文宗的新教徒因此肯定財富和實業，鼓勵勤奮理性計算，逐漸帶來一種「未料後果」，就是理性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形。
清教徒以千禧年主義爲動力
另一位考察新教主義對早期美國社會之影響的學者是法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這位法國貴族出身、信仰天主教的年輕人，自己親戚曾經在法國大革命中被處決之後，萌發出要訪問新大陸美國的好奇想法。靠貴族身份，他獲得法國政府一份官方介紹信，說托克維爾是帶著訪問美國監獄系統的任務去的。三個月的旅行，讓托克維爾寫成了一本影響後世直到如今的《美國的民主》（我們更願意譯爲《民主在美國》，因爲托克維爾是以美國社會作爲一個案例來討論民主）。他在這部經典著作中寫到，新教爲美國社會和民主共和制帶來强大的塑造力，不僅「調節民德（mores），而且其影響力甚至延展到人們的智性上。」他特別强調鄉鎮自治和教會作爲中層組織（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是政教分離的根基。
很可惜的是，不論是韋伯在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崛起，還是托克維爾在解釋美國共和制度雛形時，都與一個重要思想變量擦肩而過。假如我們可以時光穿越，回到新英格蘭地區人們的談話和生活中，就會發現，當時的清教徒們普遍接受一種千禧年主義作爲動力，就是爲千禧年預言的基督再來和上帝的國做預備，才要建立一套與之相應的倫理和社會秩序，在各種職業中積極促進社會繁榮。這種使命感表現在經濟活動上的勤奮簡樸和政治制度設計上秉持公義和分權。從歷史文獻來看，在這一時期，關於末世論和千禧年主義的神學思想大範圍地影響著早期美國的清教徒們，而且被用來指導制定政策和法律。不僅如此，這種千禧年主義一直塑造著美國的神學、社會和政治。
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通常指基督徒對聖經《啓示錄》20:1-7節所持的理解。在基督教神學中有至少兩種千禧年主義：其一是後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認爲在基督再來之前，聖徒將統治一千年（Millennium），世界在此期間是千年和平的黃金盛世，之後基督再來進行審判；其二是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認爲基督在千禧年之前來統治一千年。在美國歷史早期，這兩種千禧年主義都同時影響和塑造著美國社會。按歷史學家、研究清教徒思想家愛德華茲的權威學者馬斯登（George Marsden）的觀點，後千禧年主義是美國早期的主要社會推動力之一。
神學家們主導了思想領域
其實早在英格蘭的內戰一開始時期，清教徒們就被千禧年主義所影響，並且這種理念一直延續到美洲大陸。在克倫威爾時期，清教徒在克倫威爾的保護下，發表了大量關於千禧年和聖徒治理的神學論著。他們的代表作者包括約翰.歐文（John Owen）、約瑟斐·卡若（Josephy Caryl）、約翰·豪（John Howe）、腓利·奈（Philip Nye）等。按照政治學者桑多茲（Ellis Sandoz）的看法，對這一時期的基督徒而言，絕大多數人認爲自己活在聖經啓示已經完成的時代中，就等千禧年來臨。歷史學家霍里腓得（E. Holifield） 指出，「在早期殖民地時期的一百多年裏，是神學家們主導了思想領域……直到美國革命爆發的前夜，神學家都在美國印刷文化上佔據了獨有的權威地位。」而正是因爲這些神學觀點的影響，在18世紀後，後千禧年主義在美國被普羅大衆廣泛接受。
這種千禧年主義不僅激發了新英格蘭地區建立一個好社會、作爲山上之城榜樣的做法，也影響到他們怎樣對待其他族群的宣教態度。例如，著名的宣教士約翰.艾利亞特（John Eliot, 1604-1690）也是一位千禧年主義者，他深受英國神學家托馬斯.布萊特曼（Thomas Brightman）的影響。在1660年之前，艾利亞特堅信，美洲印第安人是以色列人失落的一支部落，而因爲千禧年主義的激勵，他認爲這些印第安人的歸信和基督的第二次再來有密切的聯繫，於是開始在殖民地建立印第安教會的宣教事工並且開始發明印第安人的文字以及翻譯《聖經》的工作。同時，他的千禧年主義觀點也讓他認爲必須要廢除一些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制度，如一夫多妻制等。
千禧年主義也成爲當時新英格蘭神學家們用來理解社會政治最重要的視角之一。它使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們在理解新大陸和英國之間的關係、社會變遷、社會問題以及殖民地目的等問題上，很自然地將這些社會問題和政策都與上帝的國和末世使命聯繫在一起。早在英國內戰期間，新英格蘭地區的神學家和治理者梅瑟（Increase Mather，1639-1723）並沒有將這場戰爭視爲是一場單純的內戰；相反，他認爲這是上帝和撒旦在歐洲的長期戰役，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久就要在這場戰爭中得勝，然後就是千禧年的開始。
值得一提的是，連約拿.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58）這位被公認爲是塑造早期美國神學和哲學思想最爲重要的思想家的人，並且是作爲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他也很熱衷於千禧年主義。愛德華茲對千禧年主義的濃厚興趣，和他同時代的美國思想家非常相似。儘管他認爲千禧年尚未開始，但他也相信千禧年會在美洲首先開始。正如歷史學家馬斯登所說的「他（愛德華茲）的確說過，新英格蘭發生的事，可能會被證明是『榮耀日之臨近』或『某種偉大事物的開始或先兆』。」之後，愛德華茲在他的《末世論筆記》（Notes on the Apocalypse）中，甚至估算出千禧年大概會在公元2000年出現於新英格蘭地區，他還按照千禧年主義的觀點去推動他的社區生活實踐。在愛德華茲之後，美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公民千禧年主義」（civil millennialism） 的視角，將人們對政治生活的解釋和千禧年主義更爲緊密地聯繫到了一起。千禧年主義作爲一種群衆運動更廣泛地出現在美國社會中。
千禧年與美洲革命
在美洲革命（American Revelation）期間，當時美國的作者們使用了大量和千禧年主義相關的修辭，特別是用「千禧年的（Millennial）」一詞來形容這場革命。這些末世論的象徵詞不斷出現在革命的宣傳中，如歷史學家布勞赫（Ruth Bloch）觀察到的，「一種革命性千禧年主義的異象，其所有要素早就都出現了。英國暴政被視爲是敵基督，美國的使命是要引入上帝的國，末日臨近了，到1770爲止，所有這些思想都以不同形式扎根了。」
在美洲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後，美國人對於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也隨之增加。儘管一些人將民主化的出現和法國大革命的狂熱聯繫在一起，但是，更多美國人認爲，這是千禧年即將要實現的一個標誌，也就是人將獲得更多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例如，當杰佛遜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時，伊利亞.斯密斯（Elias Smith，1769-1846）就認爲，是上帝興起了像杰佛遜這樣的政治領袖，這就是千禧年的預兆，而基督國度的基礎就是建立在美國和法國這兩場革命的基礎上。他說，「時候將至……地上不再會有佩戴冠冕之人。任何要保持一個君主制政府、要撤出一個共和制政府的努力，都……是要毀滅的。」
美國中心主義世界觀的形成
十九世紀，在美國的新教中，越來越多的人堅信千禧年主義會在美國實現，「最基本原因是因爲，幾乎所有美國人都確信，美國的使命是要影響到全世界。」在學者阿斯壯看來，當時美國新教基督徒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將後千禧年主義作爲一種美國理想主義……他相信，上帝的國就要在歷史中實現了，而且肯定是要在美國歷史中實現。他的思想如此强烈地帶有完美主義的色彩……進步既是一種個人性的面貌，也是一種社會性的面貌。」從而一種美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開始被添加在了美國社會的新教主義之上。
總之在美國早期社會思想和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中，千禧年主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禧年主義不僅影響到神學教派和新教會衆的生活和信仰，也推動著美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變革。儘管到了二十世紀，隨著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出現，千禧年主義比此前經歷了很大衰退，但是，正如學者布洛赫（Ruth Bloch）所指出的，在20世紀之前，千禧年主義提供了美國人理解歷史、定義他們國家意圖（national purpose）的一個最重要的思想源泉。這種千禧年主義的意識，也培養了美國共和主義和民主精神的德行。